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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且还说假话，他的火气便又来了。喊叫说：“没有？我问你，为什么一直不给你老婆写信？”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怎么写信？”白刚仍然淡淡地说。彭股长为他这种回答吃惊：“你说什么？你竟然不知你老婆在哪里？”
“是的。”白刚仍然是那么冷漠。他觉得你发火，我还不知道找谁发火呢！彭股长说：“你不会问问？”白刚仍然没有好气，只冷冷地说了两个字：“问谁？”彭股长说：“领导呗！”
“来以前问了，领导不告诉！”白刚极力压制着内心的不满，不过说话时仍然是瓮声瓮气，显得有些生硬。彭股长说：“你不会问问这里的领导？”白刚说：“机关领导知道都不告诉，哪里还敢问这里领导？我以为这也是一种惩罚呢！”
彭股长看到白刚回答中流露出的不满，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有些同情，火气便消了大半：“行啦！现在告诉你，你老婆在唐口洼农场。她不知你在哪里，急得到处托人打听。她听说他们场文工团到这里演出，便托文工团长打听打听。他们团长刚才问我这里有没有这个人，我才急着找你来。我还不知道你们互相不知下落，我以为你是在怄气呢！好啦，你赶紧写封信，交给我托他们带回去。”
白刚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妻子现在终于有了消息了。他想赶快写信给她捎回去，看见彭股长说完了便说：“我回去啦？”彭股长有些不解地说：“你等等，说说领导为什么不告诉你妻子的下落呢？”这一问题一下子把白刚带入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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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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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白刚反党集团的会开完以后，气氛立刻变了。在这个会上，别人对他怒目而视。他对那些对他怒目而视的人也是怒目而视。心里说：你们神气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就算你们胜利了？你们无中生有，蛮不讲理，算什么共产党员？一宣布散会，他便怒气冲冲地往外走。以为和每次开会一样，等他回到屋里便有人马上去监视他。谁知刚一出屋四个人便马上逼住了他，一边两个，把他挤在了中间。他明白了：这是完全把他控制起来了。
对他会严重处理早考虑到了，但严重到完全失去自由，还是有些意外。运动中，他和妻子一直被单独隔离。他在自己的宿舍，妻子却不知哪里去了。今天开会她来了，他以为会后还会把她带走。但她却突然出现在宿舍里，使他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团聚？按理说是应该如此的。问题没定案以前，他们怕串供，单独隔离看管；现在已经处理了，夫妻还不允许见面吗？可是看看这阵势，他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屋里已经有两男两女在看管，他一来屋子里又进来四人看守。他们如临大敌，或坐或站，都瞪着警惕的眼睛，精神不敢有一时的懈怠。哪里会是让他们团聚？只能意味着问题的升级。不过升级不升级，对于白刚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知道问题在这里说不清，只能换个地方去说，那就让一切要来的快些来吧！
此情此景，本来是会让人伤心悲痛的。但是白刚没有为自己悲痛，因为他认为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他决心上诉，而且相信自己会很快胜利。倒是担心坐在一旁的妻子，从她紧锁的眉头和凄楚的脸上，可以看到她的心已经碎了。他知道她心中的不平、愤懑，承受不了目前的打击，会把她逼上绝路的。他还不知道她曾经两次自杀，但他一直担心这一点。多想和她谈谈啊！但是当着这八个凶神似的看守，还能谈什么呢？
他用悲愤的眼光望着她，希望能给她力量，希望能暗示她别伤心，要坚强。但她却头也不抬。不过他仍能感觉到她的凄苦、她的伤痛。她生在富裕的家庭，却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勇敢地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她以优异的成绩，在一所闻名全国的中学毕业，本可以顺利地升入名牌大学。但解放初期到处需要人，她服从了工作需要，在中央团校学习后，小小的年龄便离开大城市舒适的家，到艰苦的农村去工作。由于她写作中显露的才华，很快为省城一个报社选中。26岁的她，已有了8年编龄，成了报社的编委，一个编辑组的组长。即便这样她还是不被理解。批斗中竟多次逼问她：别人参加工作是因为饿肚子受压迫，闹翻身求解放；你参加工作为什么，交待你的动机！为了革命？你革谁的命，交待你的罪恶目的！这是多么刺痛人心的问题，又是多么愚蠢的问题。难道生在富裕家庭就是罪恶？就不可能革命？可悲呀！这样的逻辑，当时竟然在一些人中颇为流行。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啊！白刚脑子中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一个也得不到解答。他太疲乏了，夜已深了，久别的妻子坐在跟前，他不能理睬也不理睬了。他要睡觉，不能脱衣就抓起棉大衣往身上一盖，一会儿便呼呼入睡了。
“嗬！你还想睡觉？起来！”主持批斗的全业兴来了。虽然不像斗争会上那样大喊大叫，但仍然是板着脸孔，十分严肃。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把各人需要的被褥、衣服分开，每人捆一个行李，把其他东西也分开！天亮就走！”
“到什么地方去？”白刚莫明其妙。全业兴神秘地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他瘦削的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从嘴角拧出一丝微笑，好像是说：“让你顽固，让你嘴硬，这回让你知道个厉害。”
“她到什么地方？”让他们把东西完全分开，白刚知道他们不是去一个地方。全业兴不屑一顾地说：“你不用管了！”白刚说：“她是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不能过问？”
“以后是不是你妻子，谁知道！”全业兴冷冰冰地说。
这个回答却是白刚没有想到的。他非常气愤：这是什么政策？这是哪家的道理？就是犯人判刑入狱，也应该告诉家属个地址吧！她是我的妻子，起码她现在还是我的妻子，去哪里我为什么不能问问？但他再犟也知道现在不是争论问题的时候，最后也只好把问题连同气愤一同憋在心里。
他不声不响地把被褥分开了，把衣服分开了，把钱分开了。工资都放在一个破柳条箱里，他数也不数，扔给妻子一袋，自己留一袋，就这样你一袋我一袋地分了分，有多少他不知道，他觉得这些是无所谓的。即便到了被开除没有工资收入的境地，他也没想到要有点个人积蓄。觉得到哪里也会有工作有饭吃。因为他认为自己没问题。他一袋一袋地扔，她呢？对给她扔了多少东西，扔了多少钱，她看也不看，动也没动。仍然是痛苦地低垂着头，她现在不仅不考虑生活的好坏，觉得连生命都是不重要的了。弄到这个地步，哪里还像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没有哭泣，人到视死如归时已没有了悲哀，常言道：大悲无泪。
他分完了东西，自己打好了行李，捆好了破皮箱。他也给她打好了行李，就等天亮启程，到一个他和她都不知道的地方。他太疲倦了，把一堆行李往床里边推了推，挪出一块地方，盖上一件棉大衣，躺在光板床上又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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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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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迷蒙中他听到看守说：“怪人！他还能睡得着，真是望乡台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货。”这句话一下使他从蒙眬中醒来。是啊！以前也有人这样说过他，也是一个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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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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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白刚被国民党逮捕，经过几次残酷的审讯，一天深夜，突然有两个大汉架住他的胳膊，两个人在后边用手枪顶在他的腰间。夜漆黑，在恐怖的戒严口令声中磕磕绊绊走了很长时间，把他从临时关押的一个国民党接收的伪军地下暗堡里，押解到省城一座森严的监狱。一到了这里，便是灯火通明了。虽是深夜，四周的高墙、碉堡、电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被关进一间单人牢房里。他觉得比那个小小的地下暗堡强多了。
在那个地下暗堡他生活了一个多月。暗堡早已废弃，由于没人用又是地下，长期被雨水浸泡，地下淤积了厚厚的一层污泥垃圾，一进去臭气熏天。原来有几个枪眼可以通气透光，因为关押政治犯全用水泥堵死了，所以终年不见阳光。里面黑漆漆，立不能立躺不能躺，睡觉也只能靠在冰凉的墙上坐着。而且也睡不好觉，里边有各式各样的虫子，总是在你身上乱爬，你又看不见，轰不能轰打不能打。
有一次他刚迷迷糊糊睡去，突然一阵钻心的激烈疼痛，他不知道为什么疼痛，也不知哪里疼痛。只是疼得翻滚，越滚越疼，他忍不住疯狂地喊叫了起来。外边岗哨对他训斥、谩骂，不让他喊叫，他也顾不得了，硬是叫得哨兵开了门。他不顾一切地从小门里钻出来，这才发觉是大腿火辣辣地疼，裤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蜇他。他赶紧脱下裤子，在灯光下乱抖，看见很大的一个蝎子跑了出来。那个哨兵眼尖一脚把它踩死了。这时他的腿立即肿起来。哨兵心肠还不坏，见他被蜇成这个样便说：“这蝎毒攻心，一会儿你的全身五脏六腑都会肿起来。夜里没处给你找药，我给你一条‘裹腿’，从大腿根上绑起来，免得毒水扩散全身。”他解下了一条“裹腿”递给了白刚说：“你再找找伤口，用手把毒水使劲挤出来。你别喊叫了，老喊叫我要挨骂的。”
在地堡里哪能好好睡觉？何况还经常深夜突击审讯。从那里到监狱，倒是到了“天堂”了。只是刚才来的时候对他的审讯登记，闹得他心中很不痛快。
特务把他一押进来，便送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大厅里。从里屋走出一个半睡半醒的人，坐在桌子后边的太师椅里，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按照一张表格问他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等。登记完这些以后，便突然厉声问道：“犯的什么罪？”白刚听到这句话，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都要爆炸了。他被捕这么多日子，还从来没有人说他犯罪。
尤其是第一次审讯，可能是由于小特务们为邀功请赏，故意夸大案情，做了不少假情报。又加当时党的地下领导骨干不少又是隐藏在大学里，所以敌人把白刚当成了古城市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特意由国民党省党部一个负责人来主审，还有军警中的一些特务参加，摆出了一副十分严肃的阵势。省党部那个当官的还假装正经地说：“这次我们请你来是共商国是。毛先生到重庆去了，和蒋先生共商国是，他们是大谈，我们是小谈。”
白刚一听这问题严重了，把我当成了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便赶紧声明说：“你们找错人了。像毛先生、蒋先生那样商谈国是，我不配，各位太高抬我了，我还是个不到20岁的学生，哪能做各位的谈判对手？”然后又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这戏也演得太假了吧？有这样‘请’的吗？关在地堡里解手都有刺刀逼着。”
后来虽不说请了，露出了狰狞面目，但一直也没说他犯罪。现在竟问犯什么罪，他便气不打一处来：“没罪！”审问的人把惊堂木一拍：“胡说！没罪为什么到这里来？”白刚严厉地说：“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来？”啪！又是一声惊堂木，审问的人咆哮说：“真正的刁民一个，敢在这里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