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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噎倒没有使她更害怕，倒使她更坚强了起来：“我说要领导偿命了吗？儿子死了哭哭还不允许吗？机关这么多女同志，好多人无牵无挂，可是单选小孩没人照顾的人下乡，这合适吗？当时我就提出了困难，领导说孩子由机关照顾。现在孩子死了，机关就没点责任吗？”局长自知在这方面有点理屈，说话不像朱一夫那样强硬，但仍不想担什么责任：“谁照看也挡不住孩子去洗澡，自己洗澡淹死的机关担什么责任？朱局长说得对，你们整天哭哭啼啼影响办公，都没说你们，对你们已经够意思了。”
机关这样冷漠无情，好像还对我们有了很大恩惠，吴玉萍一听就火了：“孩子刚死很快就捞了上来，旁不相干的群众都要求抢救，领导却顾全自己面子，立即送火葬场。结果一黑夜孩子吐了那么多的沫子，说明有过呼吸，本来是有转机的。你们都看见了，不痛心还没点同情心吗？孩子死了领导问也不问，爹妈哭哭还不行，领导做得都对吗？我看在这儿是没法和领导说话了，既然这样，只能找个地方说理去。”说完扭头就往外走，她想已经是这样了，也豁出去了。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没等她出门，另一位副局长李局长叫住了她：“你等等，你要上哪儿去？”
“上县委大院，找书记找县长，找县委大院的人们评评理。”吴玉萍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力气，也有了勇气。
吴玉萍下乡就是李局长谈的话，当时他答应机关一定负责任照顾，现在出事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话。同时他也觉得这事儿闹到县委那儿，局里也不好看，这孩子的死在县委大院已有议论，听说已有人向县委书记反映了。这些事真要都闹出去局里是不好说呀！所以便把吴玉萍拦住了。
他们很客气地让吴玉萍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说道：“学大寨是政治任务，你下乡是应该的，也服从了领导分配，这是好的表现嘛！至于孩子出了事儿，大家都很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是亲妈在家，也不能时时看着他吧？人没了，追谁的责任也没用了。”
长期受磨难受压抑的人要求并不高，只要领导给个好脸儿，有几句温暖的言语，他们的心里就会宽松好多。吴玉萍的态度立即缓和了下来：“我并不是追责任，我是觉得儿子在机关死了，领导却不闻不问，太冷了。不是领导扔河里去的，可是捞上来只怕对领导影响不好，不抢救直接送火葬场，第二天的情景都见了，心中就没一点自责吗？朱局长的话更让人寒心了，哭都不行。我多少天没睡过一宿好觉，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走路都困难，让立即上班，可能吗？……”
“嗨！”没等吴玉萍说完，李局长便打断了她，“那都是气头上的话，也不必当真。这样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难就提出来吧！经济方面是不是要点补助？我们商量商量，能照顾尽量照顾点。”吴玉萍说：“钱有什么用？补助几十块钱，解决了今天还能解决明天？这些年再苦也过来了，我向来不向领导张嘴。”
“钱有什么用？”李局长重复了一句，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别人争还争不到手呢！我主动提出来，你还说这个话，便说：“那你说怎么办？”吴玉萍说：“我请局长们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难解决了。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咱县里来，最好能给他安排个工作。这事领导也清楚，我以前提过几次，省委统战部也和咱县联系过，县委李书记早先也跟局长打过招呼，我希望领导再认真研究研究。实在不行转到咱县城附近农村也行，反正在哪里都是劳动，在咱们县也可以照顾照顾家。”李局长面露难色：“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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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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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只好等待。和以前几次一样，没有人给她一个回答。每次吴玉萍找去，李局长都说工作忙，局长们还没研究。最后实在推拖不过去了才说研究了，工作问题不能解决，把白刚户口转到本县农村，领导也一口拒绝了。吴玉萍对领导彻底失望了。实在没办法也就不顾及这个规矩那个规定了，只好像国际歌中所说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吴玉萍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委、县政府找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他们手中多少有点权力，和有关部门也熟悉。他们私下告诉她，现在村里都不愿意进人，特别是成分高、有问题的人，更没人敢要。只能自己找好愿意接收的大队，和公社疏通好，县里哪个部门卡住了，我们去做做工作，但是领导都不能出面与公社或大队联系。
当然这也迫于是阶级斗争的形势，虽然充满同情也只能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办法，但终于开了一个心照不宣准予放行的通行证。没有任何凭证这样不会给哪个领导添麻烦，只是需要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暗中给你说句话而已。这已经是吴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只要领导答应对此事不上纲、不追究、暗中准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这支无形的令箭，吴玉萍便四处托人找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去疏通，离县城近才好照顾家。但很快都有了答复：不要。理由很简单：劳教过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谁敢要？告诉他们县里有的领导同意了，回答是拿机关的证明信来。有的回答更干脆，领导同意也不行，我们不惹这个麻烦。
最后只好找邵祥，吴玉萍让她找找道庙村支书田玉生，她觉得这人公道正派，敢作敢当，两次相处关系都很好，有可能阻力较小。邵祥和田玉生一说，他十分痛快地说：“吴玉萍的家属来，我们要。别说她遇到了这么大的不幸，就是没这事，她有那么大的困难，我们也得帮着解决。地主成分，人家从小跟着党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家庭成分不好算个啥？右派，不是摘帽了吗？到我们村还是个农民，有啥不行的？他们还跑了那么多地方，为啥不早说呀！”邵祥说：“主要是考虑你们村离县城远，照顾家不方便。”
田玉生说他不用上队里劳动，我们不缺劳动力。每年只向队里交钱领粮食就行了。一下解决了吴玉萍一个心病。但失去儿子的悔恨、内疚、痛苦却没能缓解，她有时还痴痴呆呆的，说话也前言不答后语。白刚真担心她的精神要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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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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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家终究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不必四分五散，不必两地悬念，不必秋后搬来春天又搬走。就算是一只破船吧！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不仅不敢和一般干部的家庭相比，连副业工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副业工住机关的好房子是天经地义，你们一家有个劳改犯，能在机关大院里给你一间小房子就是莫大的恩赐了，说不让住随时可以把你清出去，你还妄想住好房？
对白刚一家来说，他们也特别知趣，心里并没有不平之气。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安静的没人打搅的小窝，他可以“自由”地活动，再也不用天天到生产队去报到去受监督劳动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解放，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吴玉萍精神的创伤身体的虚弱虽没有恢复，但每天上班不出院，上着班也不耽误照顾孩子和做饭。只是白刚在这个院打家具卖影响不好，人多眼杂，人们又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多年熏陶，学会了一套无限上纲的本领，只要有一个人看你不顺眼，向上一反映，你就受不了。所以白刚便决定避开人们的眼睛，到外地去找活干。
白刚想起了以前卖箱子被骗的那个大农场，那里缺木匠，他便到那里去闯荡。一个摘帽右派要想到一百多里以外的地方去闯荡谈何容易？为了出事也有个做伴的，遇到人欺侮也有个壮胆的，便约了两个人结伴而行。一个老钱，一个小鹿，都是在附近干零活时认识的。他俩听说国营农场那里缺木匠，都愿意出去闯荡闯荡。
三个人商量好：出去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出去倒也顺利，一去就在农场里新建的化肥厂落了脚。这里正缺木匠，每天工资两元五角。厂里有食堂，伙食很好。因为这里盛产大米，是鱼米之乡，天天都是大米饭，每天中午有一个好菜，不是鱼就是肉，白刚到了这里，简直就像天天过年。
可是好景不长，冬天室外建筑停工，厂家要裁人。木工来自各地，以前混着干活厂里不知道哪个技术高低，要大量裁人便想了一个绝招儿——考试，每人打一个小方凳。别小看这个四条腿往外撇的小方凳，它的四腿四二个卯眼和榫头都是倾斜的，没有一个方方正正。要想每个卯眼和榫头都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却着实不易。不用说做了，没有干过的没有特殊的划线工具，反正、左右、上下那些卯眼和榫头的许许多多的斜线你就划不来。而且这种家具又是一般木匠活中很少遇到的，所以一提出这个任务，白刚就傻眼了。
料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人领料以后都头也不抬急急忙忙干起来。白刚知道这其中的难处，却没法克服划线这一关的障碍。他看见不少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划线的小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划线的难关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见老钱有这个工具，便把希望寄托在同来的伙伴老钱身上。他手艺高超富有心计，经验丰富干活麻利，材料到手很快就把线划完了。白刚轻轻走过去悄声说：“把划线板借给我使使。”老钱头也没抬，把划线板用手一捂：“不行！我还得用呢！”
白刚像挨了一闷棍，脑袋一下蒙了。来时说好到外边互相照顾，看来一遇到利害相关的问题，这话就不灵了。固然这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竞争，可是别处来的人也在互相帮助，他们是在用集体的力量把别人挤走，剩下自己的伙伴，以后干活就好办了。
看来老钱是想吃独食，白刚愣了一下，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同时他也不会为这点小事对别人低声下气，便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他看了看小鹿也没有划线板，不过他在农村干过这种活计，正自己抠抠搜搜地用尺子和铅笔划线呢！白刚没办法也只有自己摸索着划。这二三十个木匠中，也有几个人不会做，他们干脆坐在那里呆着。
白刚知道自己被淘汰无疑了，可是他不甘心只是等待失败，他要在失败中寻找经验，他要在失败中收获充实。所以也不停地试验着划线。等他抠抠搜搜地划好线以后，老钱已经打完了，他是第一个完工的。他坐在工作台上，两腿蜷在胸前，双手抱膝，面带微笑，悠然自得地看着人们紧张地忙活着。
白刚这里并不着急，他只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捉摸这其中的奥妙，寻找有用的数据，所以相比之下，他也是不忙活的。他看了看老钱，满是折皱的苍白的脸上，带着一脸骄傲的笑容，右嘴角往下撇着，流露出一丝轻蔑，也正看着白刚。白刚从这副神情上，好像还听到了他心中的声音：“笨蛋！”
白刚没有理他，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被耻笑被轻蔑的环境里，对这些不仅有了一种很强的承受力，而且产生了一种抗性。政治上让我矮人一头吗？我无愧于人，内心并不服气。技术上低人一等吗？我承认。可是做到现在这程度，我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