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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又不让埋，大队要批斗，送给大队留着批斗，这不合理吗？大队地方宽绰，有地方放；在家里你看往哪儿放？死的死了，活的还得活呀！”要建富话虽然有点急，但仍然压抑着自己心中的冲动，故意表现出态度十分祥和，使对方很难找茬发作，更不好抓什么小辫子无限上纲。这态度、这些话说得能说会道的大炮也没了什么话应对，只是直着脖子喊道：“谁不让你们活了？死了也得批斗，这是虎书记留下的话？把人送大队这是啥意思？”
大炮还要发火，白敬威拦住了他：“你等等我说几句。我早就想说说，又一想一个草民还是少管闲事为好。看你们这么半天争执不下，又觉得乡里乡亲还是说说为好。自古以来就是死了死了，死咧就了咧！死了就埋了吧！入土为安，不光是指死人说的，也是指活人说的。人死了，你再批他能知道啥？还不是让他们作子女的为难？他有罪子女们没罪，过去就算咧！现在天这么热，老放着让他臭在家里？”有人开了头，周围的人也就敢说话了，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死了埋了算啦！骑个驴有啥批头？”向来不爱说话的白老六也说话了：“骑驴是我让他骑的。谁想到会惹下这么大祸？有啥错怨我。批啥？”
“铜钟啊！”白敬威很少叫大炮的大名，在这种严肃场合，他觉得还是叫大名为好，“你看大伙儿也是这个意思。埋了吧！公社那头，你去交待。公社一定要批，埋了也是照样批嘛！”
大炮心里也明镜似的，为这么个事，人都死了，有啥批头？可是在他那位置上，公社又有话，不得不那样表示。现在看到人们这种情绪，便也就坡下驴：“二叔既然说了，大伙儿也是这意思。”转过头去对治保主任等几个干部说，“咱商量一下，给公社说说？咋样？埋了吧！”治保主任说要批斗，也是觉得职责所在，他也心知肚明，这么点事批啥？见支书同意埋，便痛快地点了点头，其他人没说什么，大炮果断地挥了一下手，好像十分豪爽又敢于承担责任的样子大声说：“埋吧！公社怪罪下来我兜着。”
干部们走了，围观的走了。要家也安静了下来，只有一家大人孩子的哭泣声。人埋了，没有锣鼓奏乐，没有祭奠仪式，没有送殡队伍，也没有哭声。什么时候埋的，怎么埋的，连街坊邻居也很少有人知道。
要得平，一生也没有得到平静；只有这时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样平平静静。从此没有人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再议论这件事情。好像他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年代，早已被人遗忘。
只有一个人总是神情恍惚，魂萦梦绕，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儿子要建贵，不仅干活的时候痴迷瞪眼地发呆犯傻，休息的时候更像着了魔一样缠着白刚：“老舅！我觉得我爹还没走远。”白刚说：“别瞎说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还有什么走远走不远的。”要建贵说：“我说他的魂儿没走远。”白刚说：“哪有鬼呀魂儿啦的，那都是瞎说，没有的事儿。”
“没有的事儿干啥？昨天夜里我回家一进门看见一个人一晃上门后头去了，就是我爹，我赶紧到门后头去找啥也没有。在屋里屋外找再也看不见了，你说这不是他的魂儿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贵说得十分真诚，绝对是他的亲身经历。白刚说：“人死了怎么能还看见呢？那是你心里想得悲切，眼睛里发生了一种幻觉。一瞬间好像看见了，马上又消失了，其实什么也没有。”要建贵说：“你说真的没鬼？”白刚说：“没有！老人死了，又是这样死的，你心里悲痛、不平，想得痴迷，以后还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鬼是绝对没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儿能在黑夜到家来看看也好啊！他舍不得走，我们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说着这个愣头愣脑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竟然又哭了起来。
白刚万万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与鬼相处，自己打破了他的幻梦，倒觉得有些歉疚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要建富见了白刚总是眼泪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涩，见不得人的样子。要建贵则是不断地述说着他一个一个的噩梦。死了的平平静静地走了，活着的则是不尽的悲痛和无限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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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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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平的死，在白刚的心里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来觉得自己只要谨慎小心，就不会有什么事。这些年虽然风风雨雨，但终究熬过来了。尤其是回到家乡以后，觉得白一村人还朴实，家族的人也多少有个照顾。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有时人们也会身不由己啊！要得平虽然一向规规矩矩，小心谨慎，连孩子们说句大话，他都坚决制止，在村里人缘也不错，但是因为这点小事不是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吗？看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能离开还是争取离开。
促使他离开的更迫切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玉萍生小孩以后便回农业局机关了。机关没有宿舍，在外边租了一间民房，还要雇一个保姆照顾小孩。她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养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资的一半多，留给她们一家四口的只有十几元钱了。
白刚在队里累死累活一月只有五元左右的收入，还不够保姆工资的一个零头。而且两地生活白刚带着儿子，一出工锁上门便把儿子扔在村里没人管。吴玉萍带着女儿处境更难，保姆是只管上班的八小时，上班时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来。所以下班以后既要忙着做饭，还要照顾孩子，忙得晕头转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没奶，还要想法给孩子做吃的东西，两地生活花销也增加许多。
白刚劳动每天收入只有两角钱，多吃半斤粮食集市价就是两角多，每天做饭节省着烧也得一捆高粱茬头，集市价又是两角钱，冬天取暖两头开销更多。所以经济的逼迫使白刚觉得不能再这样了，如果自己能去看孩子，不雇保姆省下的钱就比在队里劳动的收入多几倍，而且大人孩子还少受罪。
白刚以生活困难孩子太小没人照顾为由，向队里要求去妻子处照顾孩子，不在队里上班，也不在队里分粮食柴火。队长断然拒绝：“想得倒好！你的任务是改造，不劳动行吗？”吴玉萍多次找局里领导想给白刚在农场、林场找个临时工或是把户口转到附近农村来，对她困难处境也好有个照顾。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过分。
虽然白刚的身份有问题，但从那个县转到本县仍然是劳动。本来有的局长答应考虑，但是那个朱一夫知道以后，却上纲上线坚决反对，也被拒绝了。每年只是到了冬天实在没活可干的时候，队里才允许白刚去与妻子团聚。
这年冬天场了地光，粮食柴火分完了，白刚就借队里的小驴车，由侄子白纪青赶着，装上白菜、萝卜、粮食和衣服被褥到吴玉萍那里去过冬。一家子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团聚。这团聚是幸福的，躲在这样一间小屋里，造就了一个自由的小天地。一家人有说有笑，尽享天伦之乐。这团聚也是酸楚的，一家四口，只靠吴玉萍微薄的工资生活，除去房租保姆费，每月每人生活费只有四五元钱。
这间低矮的小厢房不足十平方米，就这小小的斗室，依然是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大人孩子的衣服，只有两个小包袱堆在炕角。吃饭的筷子碗就用砖头垫起来放在了土地上，旁边就是孩子大人穿不着的旧鞋。
白刚看了心里非常难过，这哪像个家呀！连个起码的生活条件也没有。他突然想起院里那一堆劈柴，那是吴玉萍从木业社买来的刨花和下脚料做饭烧火用的，里边有不少开裂的木板和边角不成形的长木条。他想找些木板、木棍搭一个木架子放碗筷，于是便在那一堆劈柴里翻腾起来。结果喜出望外，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木条弄了一堆，还有几块带裂缝的宽木板。
他一看这要是锯一锯钉一钉不就是一个桌子吗？他让吴玉萍看这一堆材料，说要钉个桌子。哪些可以当桌腿儿，哪些可以当儿，只是桌面差点儿，有裂缝也可将就了。这桌子上下钉上三层，上面写字看书，中层放碗，下层钉上几个小木条还可以放鞋。
吴玉萍一听，觉得也是个办法。她知道白刚能琢磨，这类的事情他能办成，便说：“你要想钉桌子也别太凑合了，一钉上人都不敢挨那还行？”原来买劈柴时只是为烧火，论斤卖大的不好烧还压秤我没要。其实那劈柴里有不少大材料，我和他们熟，挑点好的再背两麻袋来，反正咱们也得烧火。
劈柴背来了，可把白刚乐坏了。厚薄相同的木板，方方正正可以作腿的材料应有尽有，只是大大小小都有点毛病，不是有个大疤，就是有个裂纹。反正木业社工人都是给公家干，谁不捡好料用，所以有点毛病的材料就都给甩出来了。
白刚买来了钉子，又从房东处借了一把锯，量好了炕沿到对面山墙那只有一米左右宽的尺寸，按照尺寸锯好了各种材料，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把一个桌子钉好了。桌面和桌腿是钉在一起的，一般情况下钉得再结实人往上一趴也会晃动的。因为量的尺寸准确，桌子正好挤在炕和山墙中间，所以纹丝不动。一家人看了都很高兴。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欲望可以使人走向邪恶，但更多的是催人奋进。白刚欣赏了几天他的杰作，很快就不满足了。为了结实木条左拉右拽，有的钉劈了还补上了一根实在难看。毛毛碴碴放在那里实在不像个东西。他想能刨光凿上卯眼，把儿进去，再上色油光，即便做得不好也总像个桌子的样儿。他觉得这也不会太难，他看见过木匠干活，拿推刨儿儿地推着也挺容易的，很快就刨光了。拿刷子上油漆的他也见过，他觉得能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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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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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大集的木材市场很有些规模，每逢集日，东北来的新木材不算，只旧木材市场，就有二三里地长。散集的时候，卖剩下的零星木材，不值得下集借牲口车再来卖了，有时两三元钱便可以买一堆。折断的方椽子，开裂的幔子板，都是作家具的好材料，不仅便宜，而且因为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还不会变形。有些旧板材，都是上好的红松木，别人看起来是一堆堆的烧柴，白刚却觉得打家具都可以派上用场。他觉得用这些零碎旧木材打家具根本用不了几个钱。比那些劈柴又高级多了。
他在木材市、家具市转了几趟，于是决心学木匠。他去新华书店买了木工、油漆之类的书籍，仔细研究了这些木工入门的书，需要哪些工具，这些工具如何使用维修，越看越有信心，觉得学会了不仅打家具自己用，不是还可以学一种手艺吗？他去集上卖家具的那里里里外外把不少家具看个仔细，看看结构什么样，高矮大小尺寸是多少，还和卖家具的闲聊天，问打家具的过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油漆颜色怎么配，怎么上色等等，转了几趟有的人熟了，也就愿意和他聊天。
他们说也是刚学，真正木工没人干这个。打个碗橱黑夜白日紧忙活也得三天，油漆还得两天。耗费好几天，卖好了一个橱子除去下的本儿也就是赚十来块钱。一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