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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海У热说牡承裕热袈奘∥乖冢龀鼍龆ㄋ稻浠埃悄懿惶穑看蟮械鼻埃岷姆涯敲创蟮木Γ煌昝涣说卣奂改曷穑�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 第8章 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