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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得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画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第6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1）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式，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账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路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己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账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啊，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蒂固，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绝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绝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该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刺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惹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啦死啦”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时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第7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2）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