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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