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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圣母玛利亚掏出一只小乳房，成为神圣哺育的象征，到16世纪诗歌与绘画里四处可见的裸露乳房，这期间，欧洲经历了剧烈的社会与文化革命。因新政治、新经济与发现新世界而刺激产生的世俗欲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教世界观。在喜爱冒险的男人眼中，乳房成为另一项征服目标，一个可以自教士、传道者甚至女人与小孩手中夺取的东西。国王、画家、朝臣、诗人、探险家、色情业者都有权界定女性的乳房，某个角度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女性乳房的主人。女人的乳房一度与宗教连结，现在则成为男性欲望的象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常可见到男人的手放在女人的乳房上，表现触感之乐，也显示男人相信他们拥有女人的乳房。当时的德国绘画便有如下主题：一对相拥的男女，老男人的手放在年轻女郎的乳房上，女的手则伸入他的钱包，借此谴责男人的欲念与女人的贪财，为情色画注入道德主题。法国与意大利的许多绘画，都有男神或丘比特对赤裸女神、女精灵上下其手的画面，以当时的标准而言，只有上身赤裸还不算猥亵（那时也有春宫画，赤裸程度则毫无底线）。
男人的手放在女人的乳房上上，既是宣示主权、展现控制，也符合了墓杆教要求女性服从的训令，因为女人顺从丈夫是“自然之律”。历史学者盖朵（Joan Kelly Gadol）仔细分析意大利文献后，认为意大利女人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失去了优势，虽然她们可借由美貌得到爱情，“但是爱情的发动者通常是男人。”法国与英国女人的境遇则稍好。我们很难草率同意盖朵的说法，论定女人一定是被动的，因为文献无从透露隐秘深闺里的亲密行为；刺激乳房与乳头既然带来兴奋性感，不少女人可能很喜欢这种感觉，甚至主动引导男人抚摸她们的乳房。
至于公共领域里，也有少数女人懂得掌握美丽肉体的优势，跻身宫廷生活的中心，甚至掌握台面下的政治权力，和今日许多西方国家里的女人一样，她们的乳房被情色化，成为权力的象征。矛盾的是，在当时的女诗人笔下，女人（尤其是英国女人）虽然以美貌吸引了男人的爱，却应该说服男人真正重要的是她的灵魂。这种半推半就是一种极难拿捏的艺术，如果以乳房做比喻，那就是如何“若隐若现”才恰到好处。当然，盖朵的论点也有部分正确，在讲究求爱的文艺复兴时期里，女人可能丧失了部分权力，但是她们在面对男人的追求时，绝非全然被动无助，除非是被强暴了。对当时多数女人而言，她们还是有拒绝与接受追求者的权力。
打从中世纪末期起，乳房的情色化便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标记，改变的只有理想乳房的大小、形状与功能差异而已。中世纪的画家与诗人偏好小而高挺的乳房，乳房之下是宛若怀孕的肥硕大腹，一直到16世纪，法国人始终钟情乳房小而挺、身材纤瘦修长的女人。文艺复兴巅峰时期，意大利人偏好胸膛宽阔、臀部丰满与大腿肥壮的女性。伊莉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则不太在乎女人乳房的大小，反而比较关心它们的口感，喜欢用苹果、奶油、牛奶与缤纷花园来形容乳房。
整体来说，自从文艺复兴后期起，男人越来越喜欢大胸脯女人，中世纪末期崇尚青春小乳房的风潮逐渐退去，500年后，被20世纪50年代的珍·罗素（Jane Russells）、70年代的卡萝·朵达丝（Carol Dodas）与90年代的辛蒂·克劳馥（Cindy Crawfords）所掀起的大胸脯风潮所取代。女人为了迎合男性的偏好，除了以衬垫胸罩来增大自己的乳房外，还不惜冒着失去触感兴奋的危险，以矽胶填充物隆乳，忘了乳房的原始价值之一便在它能感受性兴奋。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性乳房的情色化完全由男性一手主导，如果女人的角度被记录下来，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幸的是，直到最近之前，历史纪录里几乎没有女性观点。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某些传统，直到今日都仍未自西方文明消失，无论在造形美术或者文学里，女性的乳房常被用来取悦男性观众与读者，以激起他们（而非她）的性兴奋。当乳房的形象被过度情色化后，它的性感欢能便掩盖了母性意义。过去数百年里，透过无数个人与团体的不断抗争，乳房才摆脱了情色形象的全然控制，重建了它的哺育内涵。
第三章 家庭的乳房：健康取向
让我们想像自已进入一个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家庭。
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穿过铅框窗子洒入屋内的流金光线后，
便会发现屋内只有简单几件用品：一把金属水壶、几张结实的椅子，
还有篮子与纺车。一个母亲坐在火炉前的椅上，
小孩趴在她的胸前满足地吸吮乳汁，好一幅家居之乐。
17世纪的荷兰，套句夏玛（Simon Schama）的贴切形容，是“羞于骤富”。1581年，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以百姓都感到吃惊的速度飞快致富。当时欧洲多数国家都采用君王制度，年轻的荷兰却实行共和政体，不仅贸易兴旺、医学进步、政治开放、宗教自由、文化蓬勃，荷兰人的整洁、勤俭更是举世闻名，这些特征都反映在喂食母乳的风潮上。
要了解乳房在当时的意义，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个时代的荷兰。让我们先抛开前面两章所述的异教神坛、天主教会、用来比喻乳房的花园，以及情欲流动的法国闺房，想像自己进人一个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家庭。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穿过铅框窗子洒人屋内的流金光线后，便会发现屋内只有简单几件用品：一把金属水壶、几张结实的椅子，还有篮子与纺车。一个母亲坐在火炉前的椅上，小孩趴在她的胸前满足地吸吮乳汁，好一幅家居之乐。
端详荷兰画家胡奇（Pieter de Hooch）的《哺乳女人与小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上述画面。透过穿过窗子的阳光，我们看到一个荷兰公民母亲慈爱地望着怀中婴儿吸吮乳汁，此画的重点不在乳房（它几乎看不见），而是哺乳动作所营造的甜蜜宁静氛围，正是理想的家庭和谐画面。
我们无法判断这幅画是否忠实反映了当时的荷兰家庭生活，艺术史学者法尼斯（Wayne Franits）曾指出，当时的荷兰绘画与文学旨在指引父母培养孩子美德，以期孩子长大成为正直的人。这些作品不断提醒父母：孩子是上帝赐下的礼物，必须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才能够培养出宗教虔诚心与社会稳定性。在这种信念之下，荷兰人认为家庭是最适合塑造小孩的场所，其次是教堂与学校；而在家庭里，从孩子吸吮的第一滴乳汁到他的第一次祈祷，母亲必须扛起滋养孩子的所有责任。
拒绝哺乳的母亲在上帝眼中是可憎的
当时，荷兰医学界、宗教界与道德领袖无不坚定拥护哺育母乳。和英格兰的情形一样，严格的荷兰新教徒强力鼓吹喂食母乳，他们相信此举会取悦上帝，而拒绝哺乳小孩的母亲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的。荷兰人认为，凡是动物都会哺育幼兽，这是自然定律，女人也应该喂哺孩子母奶。著名的作家兼行政长官凯斯（Jacob Cats，1577一1660）的两句警语，最能呈现当时荷兰人的信念：
只会产下孩儿的人，不是完全的母亲
懂得哺育孩儿的人，才是全心的母亲
因此，真正的母亲会喂食孩子母乳，它见证了为人母者的信仰虔诚度。
当时的医学文献也支持母亲喂食母乳。秉承着传统看法，医学界认为人奶与孕育胚胎的子宫是精血同源，为了婴儿的福祉着想，他在出生前与出生后都应吸收相同的滋养物，那就是由母亲精血化成的乳汁。当时的人非常畏惧陌生人的“血/乳”，担心婴儿会因吸吮奶妈的乳汁，而得到不好的人格。凯斯在著名的打油诗里便表现了这种畏惧：“多少好宝宝，健康又可爱，因为坏奶妈，本性不见了。”显然17世纪时，荷兰一般百姓、医学界也和英国、法国人一样，非常关切奶妈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们无从判断荷兰人比起英、法与意大利人，是否较少雇用奶妈。一位学者认为，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盛行将孩子送到奶妈处扶养，婴儿夭折率因而非常高，相较之下，荷兰婴儿夭折率比较低，是因为他们较少雇用奶妈，其他专家则不认同他的论点。在缺乏精确统计数字下，我们只能从文学、绘画去捕捉荷兰社会的特质，拿来和其他欧洲国家做一比较。
显然。荷兰人认为乳房是属于家庭的，在下面这首凯斯的诗里，乳房的形象便和当时英、法的情色讴歌大不相同：
年轻太太，多利用你的珍贵天踢，
让神圣的吸吮来爽快胸前小果实。
一个正直男人最渴望的莫过看到，
亲爱的妻子将孩儿揽向胸前乳头。
你的乳房是如此饱满充满生命力，
多巧妙的造物，就像一对象牙球。
尽管这首作品的字里行间隐含性感情味，象牙球的比喻也略显陈腐，但它还是为乳房建立了新的意义。诗中的男人一再“乞求”亲爱的太太给孩子喂奶，摆脱了自私的丈夫形象，因为传统观念里，性行为会使母乳凝固，哺育母乳就必须禁欲，男人多少都“仇视”老婆哺乳。诗中的这位男人是丈夫，也是父亲，因为品行正直，所以关心孩子的福扯，照顾了孩子的福扯，也就是为他所属的公民社会尽力。
在当时的荷兰社会里，家庭被视为是大社会的小缩影，一个愿意亲自哺乳、努力维持居家整洁的母亲，才能造就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家庭。当然，做丈夫的应当支持妻子的努力，分享哺育母乳所象征的父母大爱。总而言之，乳房在荷兰社会里的形象，是远离了马罗笔下“象牙小球”的挑情意象一百年，也超前了摒弃腐化社会、回归自然的卢梭主义一个世纪。
荷兰人对母性乳房的崇拜明显呈现在艺术作品里。当时荷兰盛行风俗画（genre painting），许多画家都以母亲哺乳作为创作题材，胡奇不过是其中一个。
风俗画不仅深入荷兰富有家庭，也打进中产阶级住家，显示荷兰人以买画作为富足的象征。惟有在17世纪的荷兰，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中产阶级的家里挂了上百幅画，多数以日常生活为创作主题。许多风俗画都是母亲敞着胸膛，不是正在奶孩子，就是打算给孩子喂奶或者已经喂完奶。有时画中的母亲并不在喂奶，某名公民妇女隔着窗子和小男孩说话，一个农妇和两个孩子坐在家门口，都袒露着乳房。显然，只要画面里有孩子，女人裸乳就毋需解释。
尤其在信奉新教的荷兰北部，圣母乳子图已经不适宜了，荷兰画家改从真实的母子关系、真实的生活场景寻找灵感，绘画的主题有时是母亲在给孩子哺乳、喂饭、喝水、穿衣、陪他玩耍，甚至连大便擦屁股都可以入画。这种从讴歌神圣到歌咏世俗母亲的创作转变，在荷兰盛行了许久，一个世纪后才传到其他欧洲国家。
夏玛指出，荷兰教堂废除了圣母圣子像后，“取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