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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