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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