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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孙总统只有银元十枚
但是这儿也有点真情实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袁、孙两公,同为英雄,却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公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钜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甭提了。不过可怜的光绪寡妇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也。
笔者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价值连城的唐画‘韩干牧马图’著录见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书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之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选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还是无法相比呢。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那能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甚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终日以泪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宫保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桢皇帝,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已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 Kick him upstairs ),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始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二岁小儿不敢夜啼的。我们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目前的名词叫‘解放’)。‘锡纸’是从香烟盒子里借用的。笔者儿时不乖,那时去古未远,我今日还记得我的‘奶妈’警告我说:‘革命党来了。’据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就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掉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很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公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附注:笔者早年服务哥大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注释目录’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七○年代转业纽约市大,乃作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研机构,如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授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致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其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专题,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谓,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授徒课室,或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与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于北美洲
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