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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绱罂谑隼返拇词既恕桃崮晌乃菇淌冢ˋ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它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识分子书读得愈多，愈没有知识。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说他把‘资治通鉴’看了六遍；‘红楼梦’看了五遍。读得愈多，包袱愈重，对民主政治，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愈没有知识了。毛公逝世之后，据说菊香书屋之内，一本马列书籍也没有。有心人临时送去一部资本论，壮壮门面。其实毛又何尝不读马列哉？余尝拜读毛公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颇怜其苦心也。只是您如去做赵匡胤的宰相，读‘半部论语’就足够足够了。但是您如做了转型期的执政党主席，读十部马列，也还是个二百五。十部马列管屁用？……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毛泽东，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以上论袁诸篇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调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它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与生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美洲）
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
在一部‘民国通史’里，笔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强调，最令史家和读者们感觉头痛的，实在是民初‘军阀混战’那一段。据个人对民国史数十年的探索，那些从事混战的大小军阀，就不下数千人。跟他们枪杆打转的，还有数不尽的政客，和党人。他们结党为公，或结党营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们清理出个头绪来，那真是治丝愈棼，不知伊于胡底。不信您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剑桥学派’，由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主编的、最权威的‘剑桥中华通史’，看看它底第十二册，有关民国军阀那一段（有汉语译本）您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你要选用它作教材，去大学或中学课堂授课，那就变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个方块块
其实一部军阀混战史，历时不过十六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家如把这十六年分分阶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一九一六─一九二○
曹锟吴佩孚与直系政权，一九二○─一九二四
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你如再把他们四组，分别划成四个方块块，像一扇四块玻璃的玻璃窗。按时间先后，你再录下他们各组的大事记。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这十六年军阀混战的编年史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笔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们装过这扇玻璃窗。因这玻璃窗，很简单明了。装卸都很容易，记忆不难，这儿为读者就便参考，就重提一下，如上列。读者稍事浏览，便可终身不忘。
一场混战，四个圆圈
至于他们之间的混战，我们也曾制出简单的图表。把这十六年的混战双方或多方，画成四个圆圈圈。以一个圆圈代表统一的中国。这计军阀混战，先是南北对立，把圆圈一分为二。章太炎曾为这个南北分裂，写出一付讽刺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再简化一下，便成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想不到的是，军阀既分南北之后，南北反而停战了。以后的内战，却变成南打南（先是广东打广西，所谓中山‘定桂’；再来广东打广东，陈炯明叛孙，中山率南方军阀讨陈），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两场平行的区域内战了。巧的是，这四场，南北自打的区域内战，几乎都是南北同时开打的。他们再打出个南北对峙之局，就是蒋介石将军誓师北伐的时机了。用圆圈的分裂，来表解这场混战，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颇道其详，这儿稍微提一下，使读者有个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复了。
本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第二块玻璃，和第二个圆圈。内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权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档案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而起的，我们民国政治史上，第二个强人。皖系便是以他为中心的一窝军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纲的政治派系。袁世凯死后的四个年头（一九一六─一九二○），中国政权，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样人？他又如何崛起，而变成民国一人呢？我们首先得查查他底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编个简单扼要的小档案。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比孙中山大一岁，比蒋介石大二十二岁；比毛泽东大二十八岁。在段的当权时代，人多尊称之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鸿章之被称为李合肥也。合肥市现在是安徽省会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个大县，可能也是中国最大，或次大的一个县，其区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还包括今日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三个县。
合肥也是清末内战时，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的老家。乡人好武，淮军的士兵和高级将领，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个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的读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准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和汉纳根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