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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芗铭说：“管他是什么，我们想革命就革命，却不必一定要拥戴孙文。”
向国华长长叹息一声，说：“可我们这样做将孙文得罪了，他手下的会党不少，我们不得不处处小心了。”
王发科一听吓坏了，说：“那可怎么办，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呀！”正在乱嚷嚷发愁，朱和中及其他同学涌了进来，怒斥汤芗铭等四人。
汤芗铭垂头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听众人斥责得差不多了，就才语带悔意，哀告说：“众位同学，此事我们做得不妥，实欠考虑，你等需得设法向孙先生解释，不要让先生记恨我们。”
王发科也忙说：“我们也是一片好心，怕同学们入了会有危险，这才将誓词全部偷出，不然岂不只偷我等四人的就行了。”
众同学说：“孙先生怒气正盛，他是革命党的首领，硬铮铮一条汉子，岂能任你等这样胡闹！”
汤芗铭四人愁眉苦脸说：“众位同学，大家都是两湖的同乡，只能求你们了，求你们厚爱关照，大家写一道公函，代为我们求情，如此可好？”
众学生见他们说得可怜，就点头允了。朱和中余怒未息，说：“不行。我等为你四人求情，在孙先生看来，我们岂不和你四人同类。”
王发科、王相楚忙作揖求情，说：“大家都是同学，应该和衷共济，便饶了我等四人吧。”朱和中摇摇头，叹口气，不好再说什么。王发科就将大家的誓词一一发还，不断道歉。众人议论一阵，写了一纸代四人求情的文字，托朱和中往见孙文，请孙文原谅。
朱和中到孙文新住的宾馆呈上求情函，又说了事情的经过，说：“留学生全体仍拥戴先生，作孽的只是这四人，事前大家全不知情，请先生明察。”
孙文听了事情的原委，笑了起来，说：“此四人知错愿改，就既往不咎了，随他们去吧。其他人经了此事，还都愿革命吗？”
朱和中说：“其他同学绝无异心，请先生勿生疑意。”孙文说：“唉，我性急，前言说学生不能革命，还请你等不要介怀。”
三四 苦心孤诣倡立宪（2）
朱和中说：“无人介怀先生情急时的言语，大家只怕出了此事，先生从此对留学生恶感不消，再不联络学界了。”
孙文大笑起来，说：“不会不会，事情既明，我怎会那样呢，联络学界的决心绝不动摇。”
此时已是夏天了，孙文既知留学生确有革命之心，到日本的念头更盛，身边的旅费却一点没有了。朱和中于是发动留学生捐助。孙文于六月初买了船票，从法国马赛港乘船，向东方驶来。
客轮越过地中海，汽笛长鸣声中，驶入了苏伊士运河。孙文站在甲板上，极目处可以看见西奈半岛上贝都因人的骆驼。贝都因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干枯、酷热的地方游牧，居无定所，四处漂流。从圣经时代开始，世世代代就是这样，不肯作任何改变。孙文摇摇头，长叹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不过追求的东西要实现，是多么难啊！”
孙文这时想起了日俄战争，想起自己追求中国的强盛，革命固然多艰，而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又每况愈下，眼看着别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却不得不宣布中立。
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从零四年的二月打起，打到零五年的五月，双方的陆军都伤亡惨重，处于对峙局面。但日本海军却是全面胜利了，俄太平洋分舰队及第二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制海权完全为日军掌握。俄方虽未全败，但国内局势动荡，已无力回天了。此时美国出来调停，日本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俄罗斯割地赔款，俄国不允，美国便邀请英国也参与进来说和。
日俄之战，中国东北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无法计算，也没有人来计算。当日本举国狂欢胜利时，大清朝从朝廷到地方、从学界到商界一齐惊呼：小小的日本竟打败了俄罗斯，这是为什么？日本是君主立宪国，俄罗斯是君主专制国，立宪打败了专制吗？大清难道不该考虑君主立宪的问题吗？
此时在国内，张謇已在东南一带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实业集团，除了大生一厂、二厂两个纺织厂外，还创办了轮船公司、面粉公司、铁冶公司、榨油公司等等一大批企业，并在交通与教育上多所投资。零三年张謇借参加日本的劝业博览会之机，对明治维新后强极一时的东洋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痛感大清的专制贻害无穷，因而与浙江的汤寿潜、常州的赵凤昌往来联络，密谋策动大清早日立宪。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思想维新，时任沪杭铁路总理。赵凤昌，江苏常州人，曾是张之洞的高级幕僚，因假光绪案心有所思，因而出幕退居上海，与张謇等人往还，探讨中国自强之路。
汤寿潜、赵凤昌两人都是学识既高、人望亦重的人物，又素得地方大吏推重，听了张謇的话，大为赞成，便频繁穿梭于张之洞、端方之间，游说立宪的好处，劝他们向朝廷上奏立宪，张、端意动，张謇又给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写信，极称立宪的效用，岑、周见信之后也不禁对立宪之说怦然心动。此时驻法公使孙宝琦却抢先上奏，请求朝廷立宪，接着军机大臣铁良、徐世昌也上折子，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可使国强民富，皇图永固。
慈禧看了这些奏折，心情矛盾，不知该如何应对。
此时的新政已实行了好几个年头了，新军练了不少，各省合计有十多万了，学堂办了不少，学生人数达到六七万了，工农商各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一系列较前稍为宽大的政策也出台了不少，但慈禧却发现新政并没给朝廷带来多少好处，盘踞一方的督抚权力更大，朝廷的许多决策都须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们在辖管的地方拥有军政民学及财政等各项大权，俨然是一个个小诸侯国，而学生们入学堂学了知识，就串通起来肆意攻击朝政，听信异说，要搞什么民主自由。公费派了许多留学生赴日学习，学生们却和梁启超他们乱勾结，甚至参加革命党。商人们有了点钱，商会也合法化了，商人们对朝廷却不怎么感激，反而更加大胆的批评朝政，慈禧没有想到新政会搞成这个样子，另外由于各级官吏的因循，老百姓从新政中得到的实惠也不多，借练新军而增加的捐税却是越来越多了，因而民间对新政支持并没有多大。
零五年五月，湖南巡抚端方入京向慈禧太后汇报新政的实施情况，说完了正事，又叩头说：“太后，弹丸岛国日本打败了俄罗斯，这都是君主立宪的功劳啊。太后，我大清能不能也仿行立宪，以使国家迅速富强呢？”
慈禧默然不应。端方大着胆子又问了一句，慈禧十分伤感的叹口气，接着幽幽说道：“国人都说我顽固，我如今能再活几年，我难道真的就顽固不化吗！”
端方忙说：“说这话的人都是逆党的造谣诋毁，太后提倡洋务，重用汉大臣，如今又力行新政，使国中人人以谈维新为荣，其功可比尧舜，谁敢这样大胆说太后？”
慈禧摇了摇头，说：“新政搞了几年，规模虽具，实效不彰，立了宪，皇室没权了，新政却靠谁来来推行呢？”
端方忙说：“太后，立宪并不是说就让皇上让位，皇上照样是皇上，太后照样是太后，但多了一个宪法，大家都要按宪法办事，上下就都有了规则，皇帝有皇帝的权，大臣有大臣的权，小民有小民的权，大家都有了权，就没人闹事了，各行其事，开矿的开矿，经商的经商，大清就富了。太后，以奴才之见，立宪可使我大清长治久安，皇图永固，万世不移。”
三四 苦心孤诣倡立宪（3）
慈禧说：“民智未开，立宪之事此时来行，会不会更增祸乱？”
端方说：“太后，祸乱之源是乱党，弥乱之策当以解散乱党为上，欲解散乱党，就须使官民国人心中另有新的希望。”
慈禧点头说：“不错，你说得有理。你把立宪到底如何立、宪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写了奏折详细奏来，我要好好的看看。”
端方忙说：“太后，奴才对立宪也不大懂，这样的奏折确是写不来。”
慈禧奇道：“你不懂却又说立宪这样好、那样好，你是听谁说的？”
端方红了脸。扭捏着说：“奴才是听状元张謇说的，他去过日本，说日本繁华强盛，全是立宪之功。”
慈禧说：“不懂怕什么，只要心存爱君强国之念，就是良臣。以你的聪明，到洋人那儿看一看，学一学，立宪的事就全知道了。看来得挑几个精明能干的大臣出洋考察一番。”
端方忙叩头，说：“太后圣明，正该如此！那么就请太后尽快挑选大臣以赴外洋，取经强国。”
慈禧笑道：“这么急怎么能成，我还要看一看大臣们的反应。”
张謇为张之洞、周馥他们拟好了请求立宪的奏折，这两人却心存观望、迟迟未奏。汤寿潜、赵凤昌去催问周馥。周馥说：“兄弟全力支持立宪，但张之洞人望极高，须得张香帅先奏，我才好随后跟进。香帅望重东南，久为封疆大吏，有他带头，响应的人自然极多，朝廷也自然极为重视。”
香帅就是张之洞，他号叫“香涛”，尊重他的人便这样称呼他。汤、赵两个觉得周馥的话有理，就又往武汉去见张之洞。张之洞此时年事已高，已经六十八岁了，不复当年的锐气，就说：“朝中昏庸顽固人物尚多，若欲使太后骤下决心，非得袁世凯参与不可。袁世凯权倾朝野，又甚得太后信任，若他带头倡导立宪，一定可使太后早下决心。”
汤赵二人皱眉说：“大帅的话是不错，奈何我二人与袁公缘吝一面，大帅可否写信和袁公相商此事，信就由我二人送去？”
张之洞摇头笑道：“你二人虽与袁世凯不熟，张謇却与他最熟不过，这事若由张謇出面联络，他对袁世凯说一句话，胜过我说一百句。”
汤赵惊问：“这是为何？”
张之洞笑道：“因为他是袁世凯的老师。”
唐、赵两个立刻赶到南通，请张謇快快北上直隶见袁世凯。张謇却沉吟不语、面显难色。
汤寿潜不满道：“促成早日立宪，以富国强民，是大家的共同想法，如今用到你了，你却这般模样，什么意思？”
赵凤昌说：“老师给学生说话，有什么可为难的？”
张謇叹了口气，说：“你二人有所不知，袁世凯虽曾拜我为师，但他官做大了，早就不认我这个老师了，我曾写信斥责过他，此后与他就再无往来。”
原来当年袁世凯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投入吴长庆军中干事，张謇是吴的师爷。吴长庆虽是武人，却酷爱文才，对张謇相当尊重。袁世凯脑瓜机灵，就拜张謇为师。张謇学问既高，对徒弟的要求也严，袁世凯既敬又畏，曲意奉师，很是听话，张謇不免时常在吴长庆面前说袁世凯的好话，袁世凯暗暗感激。
张謇后来离了吴的幕府，袁世凯还常常写信和他联系，信中称张謇为“夫子”“大人”，自称学生。后来袁世凯步步高升，官做到了山东巡抚，给张謇写信时的称呼就变了，称张謇为“先生”，自称“后学”。再后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