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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他想赎罪。他思忖，可能他已经赎完罪了——现在如果走运，他能销
声灭迹，也许会把那些他为他们的罪恶任务而准备的玩具忘记掉。在这寒冷、阴霭
密布的夜里，这是他心里容下的唯一的积极思想。
他向北走，躲开那肮脏的人行道，呆在阴影中，远离路灯。莫斯科人汽车厂的
倒班工人下班回家，路相当拥挤，可是当他来到工厂外面的铁路货场时，上下班的
人群都走光了。。雪下大了，能见度减低到一百米左右，停在那里的一节节货车顶
上，灯光照射着周围飞舞的雪片，象是一个个白色圆球。一列火车似乎正在编组，
他心想，可能是开往南方的。转轨掉头的火车头来来往往，把闷罐车从一个侧线调
到另一侧线。他在一节车旁边躲了几分钟，以便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观察时，风
又刮大了。阿尔土宁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点。离他约五十米左右有些闷罐车，从那
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之一还开着门。如果他想闯入一个车厢里去，需要观察锁
的结构。他走过去。为了不让风吹脸，他低着头。他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自己皮靴
踩雪的嘎吱嘎吱声外，便是那调车的汽笛信号声。他心想，这可是一种友好的声音，
它将改变他的生活，也许还将引他走向诸如自由之类的道路。
他往闷罐车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有人。三个人。两个人拿着汽车零件
的纸箱。第三个人是空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刀来。
阿尔土宁想开口说话。他不管他们是否想偷零件到黑市去卖；他完全不想干涉，
可是在他开口之前，那第三个人跳下来把他按倒。阿尔土宁的脑袋撞在一根钢轨上，
撞晕了。他还有知觉，但一下子不能活动，他受惊得太厉害，不觉得害怕了。那第
三个人转身说了些什么。阿尔土宁听不清回答，只知道说得又快又严厉。他还想弄
清要发生什么事，那杀手转过身来，用刀砍他的喉咙。一点也不觉得疼。他想解释
他不……关心……不管……只是想……其中一人踩在他身上，怀里抱着两箱零件，
虽然他害怕了，阿尔土宁倒觉得这样很奇怪，因为他才是垂死的人……
两小时后，一辆调车车头开来，司机看见铁轨上有一个奇怪的、雪盖着的东西，
来不及停车。他看见压过去的是什么之后，连忙通知了货场场长。
13、商讨
“干得漂亮。”瓦吐丁评论说：“这些狗杂种。”他们破坏了规则，他对自己
说。这规则是不成文的，但非常实在：中央情报局不在苏联境内杀苏联人，克格勃
不在美国境时杀美国人，甚至叛逃的苏联人。就瓦吐丁所知，双方都从来没有破坏
过这个规则——至少不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这个规则是有道理的：情报机构本身是
要收集情报；如果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人员把时间花在杀人上面——不可避免的报
复和反报复——首要的工作就完不成了。所以情报活动是一项文明的、可预言的活
动。当然，第三世界各国实行着不同的规则，但美苏都是认真遵守这个规则的。
直到现在，遵守到现在——除非要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倒霉的杂种是被偷汽车
零件的贼杀掉的！瓦吐丁怀疑，中央情报局是不是把这个勾当包给一个犯罪集团了。
他怀疑美国人利用苏联的犯罪分子去干一些不宜由他们自己那双百合花似的洁白的
手去干的、过于刺激性的勾当。那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违犯规则，是吗？他杯疑第一
局的人是否用过类似的诡计……
他现在只知道，交通员链条上的下一步在他脚前突然断了，而那是把微缩胶卷
同国防部里的美国间谍连起来的唯一希望。瓦吐丁纠正自己：他还知道，他必须在
六小时内将此事报告主席。他需要喝上一杯。瓦吐丁摇摇头，接着往下看他的嫌疑
犯的遗体。雪下得太大，再也看不见血迹了。
“你知道，如果他们只要稍微再聪明一点，把他的身体放在轨道上，我们很可
能已经把它作为一次事故勾销了。”另一个克格勃军官说。尽管火车头的轮子把身
体可怕地轧过了，阿尔土宁的喉咙显然是被一把窄刃刀很内行地割开了。据责任医
生报告，死亡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没有搏斗迹象。死者的——叛国者的！——的双
手没有青肿或割伤。他没有对杀死他的人进行反击。结论：杀人凶手可能是他认识
的人。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吗？
“首先，”瓦吐丁说道：“我要知道是不是有美国人在十八至二十三时内离开
过他们的公寓。”他转过身，“医生。”
“什么事，上校？”
“死亡时间？再说一遍。”
“从大的一块尸体的温度判断，在二十一点到半夜之间。我觉得宁可估计早些，
不会更晚，但严寒和积雪把事情搞复杂了。”遗体的状况就不用提了，他没有说出
来。
瓦吐丁转过身来对他的主要助手说：“谁离开过住地，我要知道是谁，去哪里，
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要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吗？”那人大声地表示诧异。
“我得为这事去主席那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你去找民兵的侦查长谈
谈。这件事要非常保密。我们不需要一群笨手笨脚的警察去把事情搞乱。”
“明白，上校同志。他们只对弄回汽车零件感兴趣。”那人说得很带气儿。这
种经济改革把每个人都变成资本家了！
瓦吐丁走到火车司机那里，“天真冷，是吗？”
信息被接收了，“是呀，同志。也许您想来点什么驱寒的东西吧？”
“那太谢谢您啦，司机同志。”
“甭谢，上校同志。”司机拿出一个小酒瓶来。他一看这人是个克格勃上校，
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了。但这人似乎还很懂礼貌。他的同事们办事有条有理，他们
提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人几乎是很随和——直到他认识到可能因工作中带
酒瓶而受处分。他眼看着那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瓶子还给他。
“谢谢。”这个克格勃说完后，就向雪地里走去了。
瓦吐丁坐在主席的接待室里等待着。他听说过，格拉西莫夫是个严肃的工作者，
总是在七点半之前来到办公室。传言不假。七点二十五分他走进门来，举手招呼这
个“二”字号的人跟他走进办公室。
“怎么样？”
新
“阿尔土宁昨天深夜在莫斯科人汽车厂外的货场被人杀死了。他的喉管被割，
身体扔在轨道上，一辆掉头机车从他身上轧过。”
“你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问，眉头一皱。
“肯定，他已验明正身。我自己就认识他的脸孔。他是在一辆货车旁边被发现
的，有人钻进车里去过，丢失了一些汽车零件。”
“哦，那么说来，他是偶然碰上了一帮黑市贩子，他们顺便杀了他？”
“看起来是那样的，主席同志。”瓦吐丁上校点点头，“我觉得这个巧合没有
说服力，但没有实际证据反驳它。我们在继续调查。我们正在核查是否有阿尔土宁
当兵时候的同志住在这个地区，但我对这条线索不抱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铃要茶。他的秘书马上走进来。瓦吐丁认识到这一定是早晨常规
活动的一部分。主席对人随和，不象上校所担心的那个样子。不管是不是党内要人，
他表现得象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三个肯定无误的文件交通员。一个被明确认出，可惜死
了。这个死了的被发现同国防部高级助理有过密切的人身接触；那活着的其中一人
认定他的接头人是一个外国人，但不能断定他的面容。总之，我们抓住了这条线的
中间，两头没够着。”
“非常正确，主席同志。对国防部两个上校的监视还在继续。我建议加强对美
国大使馆那一伙人的监视。”
格拉西莫夫点点头，“同意。我该去开早晨碰头会了。继续扩大本案突破口。
你戒了酒，现在气色好多了，瓦吐丁。”
“我是觉得好些了，主席同志。”他承认。
“好，”格拉西莫夫站起来，客人也跟着站起来，“你真的认为我们的中央情
报局同事们杀了他们自己的人？”
“阿尔土宁的死能给他们极大便利。我认为这对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协议
是一次粗暴的违犯，可是……”
“可是我们可能是在和一个地位摆得很高的间谍打交道，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无
疑是保护他。是的，我了解。扩大战果，瓦吐丁。”格拉西莫夫再次嘱咐。
弗利也是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给红衣主教的胶卷暗盒。下
一个问题是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交给他。谍报活动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矛盾集合体。
其中有的极为艰苦。有的带来危险使他希望继续呆在《纽约时报》。但有些又是那
么简单，他可以叫他的一个孩子去处理。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不是他在
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喝了点烈性酒之后，在酒力影响下，就沉思冥想
埃迪（他的儿子）就能够拿支粉笔去某个地方去做某种暗号。使馆人员常常在莫斯
科街上走动，做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夏季里，他们在纽扣眼里戴上鲜花，没有
什么明显的理由又把它们取掉——于是在监视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就焦急地注视人行
道，看这个“暗号”是对谁而发的。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闲逛，拍摄普通的街景。
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有人告诉这样做。有些使馆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按照美国人
的古怪脾气行事，去驱动那些俄国疯子。对一个反间谍人员来说，任何事都能是暗
号在停下的汽车里把遮阳板放下来；一包东西扔在前座上；车轮对准的方向。所有
这些手段，有的是故意，有的纯系偶然，其效果就是让“二”字号的人为追究一些
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而在这个城市里东跑西颠，忙得团团转。这事美国人比俄国人干
得好，后者组织得太严密，不能真正随意行事。这些事把第二管理局反谍特务们的
生活弄得十分悲惨。
可是他们的人成千上万，而美国派到大使馆来的（算上家眷）才不过七百人。
而弗利还得把胶卷送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总是拒绝采用“死投”方
式。那是最为方便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死投物品看起来象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其
它任何普通而无害的物品，里面挖空装上要传递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最受青睐，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砖头的城市，由于工艺很差，到处一样，许多砖头都松动脱落了，
而它们形式的多样却是无穷无尽的。
另一方面，“擦身传递”的种类是有限的，而且全靠象橄榄球赛中作三叉进攻
的后场队员那样，要善于掌握时机。嗯，情报局并不是因为工作容易才分派给他。
他自己不能再去冒险。也许他的妻子可以作传递……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保安长官。
“可能是一百来人当中任何一个。”那人回答。
“那是好消息，”皮特·魏克斯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