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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接着，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态度：“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因此，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成为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米高扬谈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军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新政权的性质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府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领导权要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其次，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第三，毛泽东谈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帮助我们打扫屋子，但别的客人要等一等，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四，关于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多次说，中共中央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时，苏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并说，我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我们的经验还很少，我自己仅仅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直接影响了刘少奇后来秘密访苏时关于两党关系的论述。
在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有些会议刘少奇也参加了。因此，会谈的内容在他起草的准备同苏共中央会谈的提纲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据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的汇报电报说，2月3日，在会谈中，刘少奇就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设想。
他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组经验。2．为我们提供有关的图书资料，向我们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应该相互提供经济援助，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恢复满洲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知道苏联能向我们提供的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预先对其作出估计。”
刘少奇对米高扬说：“我们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问题，即他们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刘少奇进而提出，中共的目标是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斗争上的激烈性。据我们推算，对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全面进攻，要等到10—15年之后，然后我们将着手使工商企业转到国家手中，进而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只有为农业奠定工业基础，我们才能考虑把农业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刘少奇的这一些想法，实际上就是1948年9月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当然，这一规划是否妥当，借米高扬来访的机会，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是很正常的。而且，还带有很大的“请示”、“汇报”的成分。在后来的天津讲话中，刘少奇就把这些想法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传达，以纠正党内在城市工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做法。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此时的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仍然是停留在一个“规划蓝图”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更具体的方针政策。但毕竟是大政治家，对涉及国家大计、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没有丝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确确作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毕竟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经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思考有其偏颇是在所难免的。
米高扬从这次会谈中看出了这一问题，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必须指出，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局委员都很在行，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之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身居农村，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的确，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还没有对新中国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构想，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至于具体的东西，就没有了“具体的计划”。这也正是刘少奇为什么秘密访苏的主要原因：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蓝图。因此，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中共领导打算过一段时间向莫斯科派出一个专门的代表团。
在中共中央确定刘少奇秘密访苏之后，刘少奇就积极地为此作准备，并起草了一个提纲，主要是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在提纲中再次强化了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蓝图的规划，绝大部分内容在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都谈过。刘少奇明确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个生手，“经济建设对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