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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刘少奇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刘少奇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刘少奇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刘少奇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谈完话，刘少奇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刘少奇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接着，他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人越聚越多，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刘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刘绍德家。
外甥女鲁新秀听说舅舅到家里来了，赶忙跑回家，连声说：“舅舅，您们请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么多茶碗吗？”刘少奇有些纳闷。
“碗倒是有几个，就是没得饭吃。”鲁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刘少奇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刘少奇沉思着，扭头问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那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刘绍德在自己当国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没有丝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要求全党现在要痛下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吗？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同一天，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要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必须采取四条紧急措施：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二、供应要大力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认为：“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限制，第四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陈云强调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刘少奇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