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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傻人多有股痴劲，一旦迷上了什么，不弄到手就很难歇下。据说当年曹锟之所以投军，就是因为跟着花轿，盯着人家新娘子傻痴痴地看，惹恼了有势力的新郎家要办他，才一溜烟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帅，迷总统比当年迷新娘子还甚，所以，这事还非办不可。可是，总统是要选的，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
是啊，可以买东西、买人、买官，为什么就不可以买总统？手下闻风而动，分设几个联络处，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个别重要人物价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幸好此时的国会议员，都是民国元年选出的，中间几经周折，不仅任期早过，而且意志已衰，大多见钱眼开。所以，重赏之下，大多欣然前来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张支票，届时得了480票，超过总票数的3/4，得以当选（有几十人拿了钱溜了，有一个人还将支票拍照登报，硬是要出曹锟的丑），总统买到了。
民国以前，中国人本不懂什么叫选举，有本事问津最高统治者的人，也都是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制度上共和了，皇帝没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让手下的武夫们将自家抬上宝座去，不得不指望国会来选。选可是选，但没有人能真正对选举放得下心，私下操纵是免不了的，操纵之外甚至还不放心，于是为求双保险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锟的贿选，比起袁世凯派军警将议员包围在国会不管饭还是要好一点。有人拿了钱不投票，曹大总统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当时曹锟的亲信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声臭一生强得多，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
其实，曹锟贿选，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跟买珠宝首饰和萝卜白菜没有什么分别，也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只有上海这种风气较开的地方，才会有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点激动。真正感到不满的是西方的媒体，正是他们的鼓噪，才使得中国的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议员成了“猪仔议员”（“猪仔”一词，本无此特殊含义）。
军汉“韩青天”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告被告则跪在下面，委委琐琐，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政务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定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水浒》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这是悲剧。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就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臭棋篓子”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的大人物，仅次于袁世凯。当年袁世凯麾下有三员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数段祺瑞在历史上的风头最劲。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到金城、盐业银行，就可以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需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据说当年就是段公馆里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要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时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年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没上过一天学，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张宗昌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