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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治精神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推行，还伴随着国家政治以及社会活动的仪式化（礼仪化）。“天王圣明”的尊严，尊卑有序的秩序，权威的认同与服从，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仪式的熏陶和演练，才能内化为人们的不自觉行为。历代王朝对礼仪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财赋与军队。官僚体系中，负责礼仪的专门机构，只有增加的份，而没有缩减的可能。官办的学校教育，学礼一直都是主要的内容，以至于到后来，老百姓一致认为，上学就是达到“知书达礼”。近代中西大规模接触之初，中国在马戛尔尼使团来访和1859年中外交涉中，所表现出对礼仪问题的过分反应，实际上不过是传统文治精神的一种过度反弹。
正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推行和礼仪化制度这两个基本要素，古代制度呈现出文官第一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了。正如阎步克先生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自汉以后，儒生和文吏的结合，为官僚体系提供了成员。而事实上，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儒生的味道逐渐压倒了文吏，以至于察举制运行到后来，通经和达礼才是进入仕途的基本条件。再到后来，是官僚基本上就意味着也是士大夫，非正途（科举）出身的人，按惯例总是被排除在士大夫的核心群体之外。至于官僚所需的操作技术，则由上不了台盘的吏和后来的幕僚承担。
不过，文官第一的制度面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就是军事制度的安排。说实话，武装力量无论如何都是国家的支撑性要素，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如此，古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每个开国君主都是完全或者部分意义的武夫，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总是强调自己家族的“诸生”出身，还被人嘲笑过。皇帝们对于军权也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兵者利器也，可是这利器是双刃剑，能伤别人也能伤自己。对军队控制不当，轻则割据难制，重则起兵反叛。以暴制暴，采用武力控制的方式维持国家的秩序当然不是不可以，但这样一来，难免伤及礼制和教化，建立不起皇帝和军人之间的道德联系，即使是身边的亲卫军也难保不有起叛心的一日。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效忠和效率之间，效忠总是第一位的。所以，拥有最可能颠覆皇权利器的军人，是首先应该防范的。当然，军人是不可靠的，文官也是不可靠的，但比较起来，还是军人更具危险性，其实，文官与军人的结合，是最危险的。所以，重文轻武，以文压武政策的推行，效果是一石二鸟，既压低了武人，又离间了文武，让他们难以结合。
文治精神到了这一步，已经进入了术的领地。古代制度安排上的权力制衡，也属于术的层面，除了前面讲过的文武制衡，还有行政与监察机构的制衡，行政机构之间的制衡，地方官员之间的制衡，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制衡，等等。实际上，古代政治中的权术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当年韩非子列举的那些驾御之术，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在君臣之间，而且在臣臣之间，年复一年地推陈出新地上演着。只不过，我们已经很难在制度的设置上看出痕迹了。
中国古代制度阐释方面最易被人忽视，同时也最暧昧不清的所在，应该是官僚机构，即所谓衙门的运作方式与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最后都要通过衙门的运作才得以实现。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和衙役的空间，自唐朝以降，吏和衙役已经成为一个介于官民之间的特定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其中的衙役甚至被列为不得参加科举的贱民行列，但是，他们才是政治运行不可或缺的人物。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的县衙，没有主官，政务不会停滞，而没有了吏和役的奔波跑腿，那么所有的事务都可能停摆。多少年来，这是一个变化最少的角落。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有着自己的规矩，按着自己做事常规行事。大一点的政治程序性的变化多少会导致他们行为的改变，但用不了多久，还有可能溜回旧日的轨道。当然，朝代的不同，皇帝的不同甚至于官僚个体的不同，是会影响到他们，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政治操作层面中参与博弈的一方。
制度从来就不是静止的组织和框架，从来没有动不得的“祖宗之法”，虽然保持稳定是中国古代制度的规定，但变化确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纵观两千年的官僚帝制，制度的改变总是从补充性变革到替代性变革，再到框架性改变。人们总是先在制度上打一块补丁，然后再慢慢地让补丁下面原来的机构失效，最后才取而代之。在中国，制度的惯性总是在发挥着作用，稳定毕竟是人们最为看重的政治目标，因此总是力图避免因结构的动荡而导致整体的动荡。凡是气魄大动作大的变法，往往难以成功，越到这个制度的成熟期，就越是这样。
中国现代意义的制度变革，比起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来，发生的时间并不晚，但变革本身走的弯路，却远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多得多。清朝最终丧失了和平改制的时机，而辛亥革命后的制度变革，却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跟社会格格不入。说实话，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传统和传统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但传统制度的阴影还在遮蔽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政治行为。我们只有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回顾自己，也许才能真的走出我们自己的中世纪。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做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说他诽谤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对改革，于是逮捕下狱。好在宋朝祖制不杀大臣，苏轼最终得以保全小命，发往远恶潮湿的黄州做团练副使。诗人的话，撞到了政治的枪口上，终于惹出祸来。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余生估计一个字的诗也写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做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风月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江南有名的才子。不仅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这样的才子书，而且写过《不亦快哉》这样的妙文，今天读了还令人忍俊不禁。不过，此人却是因为“哭”而身陷大牢，进而丢了性命的。
事情是这样的，顺治十七年，也就是这位传说去了五台山出家的皇帝死的前一年，金圣叹所在的吴县县令催缴钱粮甚急，稍有拖延，则尺宽的毛竹片伺候，县衙班房，天天哀声一片，鲜血淋漓。虽然说，吴令所为，大体上不过是执行上级的指示——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对清朝征服的反抗行为，清朝规定，此地的钱粮征收额要比他地高出几倍到十数倍不等，但这位县太爷在横征暴敛的同时，也没忘了给自己多弄点外快，据说前脚征粮，后脚有的就顺到自己家去了。事有凑巧，就在县太爷率领众衙役大抡毛竹片正起劲的时候，顺治皇帝翘了辫子。按规矩，各地官绅可以设皇帝的牌位前去哭，于是，吴县的诸生，也就是那些见了县太爷可以不下跪的秀才们，跑到文庙（孔庙）开哭。哭可是哭，大家在哭皇帝的同时，大骂县太爷，这一骂，把个平日苦于征课的百姓也引来了，据说有千人之多，哭声震天，骂声也震天，街上甚至出现了揭贴（大字报）。
这种恶毒攻击领导的聚众闹事，马上被县太爷上报，巡抚朱国治正巧是个痛恨读书人的杀手（正因为如此，才被派到文士多如牛毛的江南来），闻言大怒，立即派兵镇压，当即有11名诸生被抓，连夜刑讯，牵连甚众，金圣叹也在其间。最后结案是“不问首从，一律处斩”，家产抄没，妻子儿女流放黑龙江，不算流放瘐死的，死案者121人，吴县像样的文人消亡殆尽。
说起来，哭庙事件，只是一个小小的“学生运动”，而且这种学生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是有着习俗上的合法性的。在案发之前，秀才们聚众到文庙孔夫子牌位前抗议，是他们的习惯，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也有过秀才因此丢了头衔的，但官方如此大动干戈，要了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里，有清朝当局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敏感，有朱国治这种酷吏的阴狠，也有那位县太爷出于担心自家劣迹暴露的别有用心。然而兴大狱的真正用意，实际上是拿金圣叹一干秀才的人头，吓唬江南所有对前朝怀有思念的士人，彻底铲除遍布江南的文人结社（一结社，就难免说三道四，对政府不恭敬）。据说，吴县的这种结社，金圣叹属于领袖人物。满清征服江南以来，虽然屡次下令严禁结社，但文人诗酒酬唱，由来已久，禁不胜禁，查无从查，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于是下了黑手。
尽管如此，像这样“排头砍去”，按大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