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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左师爷牛脾气和樊总兵错会意
晚清人物，首推曾、胡、左、李。左宗棠是其中个性特殊的一位，不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名头都盖不过曾国藩和胡林翼，还有人认为李鸿章其实也比他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人其实都不在他眼里。自比诸葛亮的他，一向以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国时的诸葛亮）。平心而论，左宗棠的确有那么两下子，治军、打仗、办洋务都像模像样，而且胆略过人，一干所谓的同光中兴名臣中，就他总是和外国人叫板，还出征新疆，打败了阿古柏。
有本事的人都牛。曾胡等人，在成名之前，都在官场上磨砺多年，所以涵养都好得不得了，即使牛，也是藏在里面看不出来；左宗棠不同，仅仅以举人之身就一下子陷在剿灭长毛的大业中，故尔不免锋芒毕露，牛气冲天。湖南是太平天国战争早期的战略要地，而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却是个婆婆妈妈的太平官，幸亏人家推荐了左宗棠做他的师爷，一干军务要事全凭左师爷做主，他只管画诺就是，总算没有把省城长沙丢了。
左师爷初临大事，指挥若定，但牛脾气却也大得紧。所有决策，他一言九鼎，骆秉章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百分之百听他的。至于骆秉章麾下的将领，左师爷更是不在话下，统统只有听喝的份。当时湖南有位总兵，名叫樊燮，自恃有战功，见了左师爷而不拜，左师爷不高兴了，喝道：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拜？樊总兵答道：武官虽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要拜一个未仕的举人？左师爷闻言大怒，破口大骂：忘八蛋，滚出去！事后，左师爷立马逼着骆秉章参了樊总兵一本，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也。
樊总兵受了这口鸟气，怎生消得，发誓报仇，不过人家没有雇人行刺，也没有上京城挖门子走关系，心想左宗棠一个举人，就敢如此对我，不就欺负我没文化吗？于是卖了田地，盖了一幢小楼，花大价钱请来名师，把两个儿子关在楼里读书；还让儿子穿上女人衣服，把“忘八蛋，滚出去”刻成牌位，放在儿子的书房里，说是考上秀才准去女装外衣，考上举人，跟左宗棠平级了，才可换上全套男人衣服。樊总兵的两个儿子还真争气，步步登高，最后双双中了进士，其中弟弟樊增祥还进了翰林，成为晚清名噪一时的诗人。
不过，对于左宗棠牛脾气的来由，樊总兵其实是错会意了。晚清是乱世，是武人出头的时候，左师爷之所以如此的牛，不是因为他的举人功名。天下举人多了，即使在太平年景，有几个敢给手握兵权的总兵大人气受的？左师爷的牛气关键在于人家有治军用兵的韬略，在于骆秉章手里的军权（后来左宗棠独当一面的时候，这样的军权他也有了）。让儿子发愤读书，中举、成进士其实出不了他所受的鸟气，人家左宗棠水涨船高，入相进军机，一直到死都是那么牛。其实还是因为他在治军和用兵方面有本事，以及手里军事、财政和民政方面的权把子。樊家子弟在科举的阶梯上爬得再高，文名再盛，也爬不到当年的左师爷头上。如此看来，樊总兵的气算是白受了。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有三个是湖南人，自不消说。而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王运和左宗棠，擅长的则是帝王学。一身名士气的王运没有找到用武的机会，结果是在王看来学问并不太好的左出够了风头。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挟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才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要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惟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清朝官场的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佬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地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惟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
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时候，中国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从农夫到将相都有。自从小亭长刘邦见了秦始皇说“大丈夫当如是焉”，和种地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都醒过来了一样，只要有点机会，就幻想着能当上皇帝。曹操扫平中原之后，很有点自负，说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话其实不假，黄巾余党不说，袁术家四世三公，深受汉室大恩，还不是私藏了传国玺，一不留神就想当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纯正，按陈琳的说法，此公属于“阉竖遗丑”——宦官没有割干净生下来的，门第虽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没有逼汉献帝“禅让”，只不过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怕孙权之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给儿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做了贰臣；做了贰臣之后反而不安分起来，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闹翻，打来打去，没成气候，眼看阳寿无多，临死前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在衡阳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结果屁股没坐热就去见了地下的王——阎罗。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
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