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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美国发生了独立后第一次重大意见分歧，支持和反对宪法的双方形成了可称为派性的联盟，但尚未成为党派。支持宪法的一派自称联邦党人，其实称他们为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更为合适。他们之所以自称联邦党人，正是为了使对方能够认同。以华盛顿、富兰克林等革命领袖为首的一大批精英都是制宪者，理所当然是联邦党人。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为宪法辩护释疑的文章《联邦党人文集》是他们观点的综合阐述。
他们的对立面并不反对联邦，只是对宪法态度不同而已，但历史已经给了他们一个不确切的名称“反联邦党人”。他们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弱，但远没有联邦党人那样有组织，有理论，有辩才。他们没有留下有系统的文集，更何况失败者的观点常常被历史遗忘。
两派分歧究竟何在呢？他们与美国政坛上的许多派系之争一样，分歧是有，但并非水火不容。反联邦党人只是更侧重联邦制中的州权，反对中央集权。他们最大的忧虑就是怕产生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夺走州和地方现有的权力，然后将权力集中于一个远离人民的首都（当时它根本还不存在）中一个超出人民控制的总统手中，他们称这样大权独揽的总统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他们恐惧政府权力过于庞大集中，那样必定会孳生独裁者，侵犯公民权利，但有意思的是，这也正是联邦党人所惧怕的。在联邦党人展开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并允诺将《权利法案》作为第一至十条修正案与宪法同时通过后，反联邦党人就接受了宪法，美国的第一次派系之争就在论战劝说中消除了。
分歧这么容易消除，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共和制、联邦制、分权制衡、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等宪法的基本原则上，双方是一致的，意见分歧至多是程度上的，而非根本性的。比如双方都认为联邦政府很有必要，但到底授予它多少权力合适，看法就不同了。反联邦党人的顾虑主要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精英的不信任，农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因为联邦党人相对集中于城市、工商界和知识界，而反联邦党人在小农中最占优势。但是13个州组成一个国家是独立后的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而要成其为一个国家，也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这是任何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觉察到的。不过反联邦党人的一些观点也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通过了《权利法案》，从历史上看，它对保护公民权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这第一次分派中，美国早期政治中的几个基本矛盾已经初露端倪，它们还将在以后的党争中一再浮现，那就是联邦权与州权的矛盾，工商业利益与农业利益的矛盾，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以及由经济特点和奴隶制所导致的北方与南方的矛盾。
2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
制宪者们预设了很多政治上的可能性并在制度上作了周密安排，他们承认人性的自利，权力的扩张，在此前提下设置了分权制衡，致使两百多年后，这个宪法还在使用。但有一件现代政治中的大事他们却没有设计进去，在宪法中只字未提，那就是政党。这倒不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而是他们都认为党派是政治中的恶势力，必须加以克服，根本不应合法存在，在这点上他们可以说是出奇地一致。
制宪者们都是共和的信奉者，共和主义的基本一条就是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这对有清教传统的美国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有人说，共和主义就是世俗化的清教。在他们看来，宗派与党派总是与私利有关，所以“君子不党”便成共识。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对宗派问题专门作了分析，他对宗派的定义就是无论占多数或少数的一群人，出于共同的利益和情感行事，与他人和总体利益形成分歧。现代政治中关于合法利益集团的概念当时还没产生。麦迪逊提供的纠正方法就是共和代议制，一是由民众选举更为明智的精英当政，二是扩大地区的涵盖面，以便包容更多的党派利益，使它们的力量彼此抵消，谁也不能一手遮天。
但正如麦迪逊自己所分析的，宗派或党派产生的原因根植于人性之中，无法取消。人的才能生来就大小不等，性质各异，只要他们能自由运用自己的才能，就必然会产生不平等的后果，尤其是财产上的不平等，由此又产生不同的利益和情感。除非取消每个人运用自己才能的自由，否则分歧和不平等在所难免，而保护每个公民自由发挥其才能又正是政府的要义。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在华盛顿的第一届内阁里，两位最重要的成员——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很快产生分歧，形成两派，难以调和。杰斐逊终于辞去国务卿，回到弗吉尼亚。
在反联邦党人从政坛上消失后，内阁里是清一色的联邦党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分歧又出在哪里呢？矛盾是从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开始的。汉密尔顿是开国初期最坚定的强大中央政府的倡导者，他的政见可归纳为三大要点：国家主义、重工主义和精英统治。他极力主张强化中央政府和总统权力，甚至建议过总统终身制。他虽然为宪法辩护，但对它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它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主管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在争论颇多的关于是否按票面价值兑现国债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为了维护新生共和国的信誉，坚决主张按原值兑现。接着，他又提交了四份关于鼓励促进工商业的报告，极力将美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杰斐逊的理想则是自耕农的农业国。在他的心目中，农业和美德有天然的联系，而工业则与城市和堕落相关，为此他说过；“把工厂留在欧洲吧！”正如汉密尔顿代表东北部一样，杰斐逊代表农业利益，在地域上也就更多地代表南方和西部。他反对强大的政府，更不用说中央政府，他相信治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并不认为人民已经能够治理国家，但相信他们有能力选出能代表他们的合适人选来治理国家。与汉密尔顿相比，杰斐逊更接近大众，接近民主。作为《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在民众的心目中，他都已经与宣言中人生而平等的精神、公民权利、革命权利等紧密相连。
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着手组织了自己的党派——民主共和党，它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明确成立的第一个政党。一贯赏识和偏向汉密尔顿的华盛顿总统对党争的现实深感困扰，两届任满后他决定退隐，在告别演说中，他表示了对分党分派的忧虑。亚当斯担任总统的四年是联邦党人掌权，其间颁布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等都有针对共和党之意，但结果不仅没能清除异己，反而进一步使共和党人相信他们是在实施“暴政”。杰斐逊和麦迪逊策划弗吉尼亚州议会宣布该法无效，开启了动用州权来抵制联邦法的危险先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早期党争：自由主义的内部争端（2）
1800年总统选举中杰斐逊胜出，毕竟当时的美国是个农业国，小农仍占多数，而且宣布站在人民一边的政党自然也会赢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的支持。这次选举使政府权力在两个政党间完成了和平转移，杰斐逊称之为“革命”。和平转移比起内战、政变之类的血腥权力斗争，当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更忠实于人民有权改变政府的原则，但说到底，还是因为两党之间其实也不存在政治理念和原则方面的根本差异。在选举的关键时刻，是汉密尔顿为杰斐逊的当选做出了贡献。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也清楚地表明；“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样说不仅是策略性的，也的确是实事求是的评估，在杰斐逊的八年总统任期内，他接受了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大部分政策，他让自己讨厌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寿终正寝，他不得不承认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而且恰恰是他的禁运法促使了东北部工业化的启动。为了购买路易斯安那，他只好放弃原先忠实于宪法字句的做法，而换成了忠实其精神。历史的辩证法是，杰斐逊在政治斗争中胜利了，结果却是帮助实现了汉密尔顿的政治经济宏图。除了精英统治衰落外，美国一直在朝着国家主义和重工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国两党历来保持着这样一种又争斗又交融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分时合，你我互变，而这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并且在这过程中自由主义一直在得到巩固和强化。
由于联邦党人在1812年反英战争中持反战立场，在战后高涨的爱国热潮中落了个声名狼藉，彻底瓦解。现在，美国政坛上又只剩下民主共和党一个政党了。然而，当主要矛盾不存在时，次要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一个结社自由的国家里，不同利益和不同政见必然还会形成代表它们的新党派。
3民主党与国家共和党（辉格党）
在度过了门罗执政的短暂蜜月“和睦时期”（1817—1824）后，新的党争随即又起。安德鲁·杰克逊由于竞选上的挫折，带领自己的人马从民主共和党中分裂出来，组成独立的“民主党”，余下的民主共和党人便改称“国家共和党”。
尽管民主党一直以人民代表自居，并将对方称为贵族老爷，但是这两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根本分歧，争执主要在诸如国家银行等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杰克逊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他只是反垄断，他要保持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机制，维护小业主的利益。至于州权和联邦权之争，他是毫不含糊地维护联邦统一的。
杰克逊的政治遗产主要是杰克逊民主，亦即大众政治之滥觞。美国立国后的精英统治延续了六位总统，现在面临平民化的挑战。当最后一位贵族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孤寂地退出白宫时，面对熙熙攘攘的杰克逊拥戴者，他神情沮丧，对未来一片茫然，这种浓重的失败感一直影响到他的孙子——史学家亨利。正如哈茨所言，在美国受挫的是贵族——精神贵族、天然贵族，他们自以为高明，但握有选票的人民不认你。美国人可以接受你比他富比他高明，但不能接受你摆出一副富人高人的架子。
国家共和党改称辉格党来对付“安德鲁国王”，但他们屡战屡败，势力寡不敌众。直到1840年，他们终于悟出，在确定了人民主权的美国，对人民摆架子是必败无疑。于是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也向人民套近乎。在1840年竞选中，他们精心包装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森，把他说成是从小圆木屋中走来的人民代表，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两党又多了一条共识，贵族终于向人民缴械，至少在辞令上不得不如此，但要真正完成转化尚待时日。
哈茨对辉格党的分析富有真知灼见，他指出，汉密尔顿和辉格党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欧洲辉格党的盲目仿效。在欧洲，辉格党代表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与民众联手反对贵族，又能与贵族联手排斥民众，可谓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