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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作出贡献这一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一派认为清教徒头脑僵化，容不得任何不同观点，迫害异端，马萨诸塞是个政教合一的“圣人”专政，美国的民主和自由都是在清教统治削弱后才产生的。另一派则认为清教政权包含了很多的民主基因，决定了美国日后向民主制的发展。
其实，两派的观点并不完全相互排斥，他们所说的都有史料为依据。事物总有不同方面，人们总能找到为自己观点辩护的理由，更何况处于过渡时期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呢？它是前现代和现代的复杂混合，因此不可避免地同时包含着新旧两种因素。也许奇怪的不是他们继承了许多中世纪的遗产，而是他们的叛逆中孕育了许多现代的思想和品质，并极力去付诸实践。
3清教的前自由主义特点
清教所继承的中世纪遗产使他们与自由主义显得格格不入。第一，清教徒根本不相信、也不提倡人类平等。温斯罗普在大西洋上遥望北美时作了题为《基督仁爱之典范》的讲演，对他们移民之举的目的意义作了综合阐明。首先他就认定人生来有贫富贵贱之分，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这样更能显示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和中世纪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是绝对宗教化的。他们信仰的加尔文教提倡预定论，相信上帝在人出生时便已决定他是否得救，人只有虔敬地接受，岂能有怨言？
第二，清教徒的政体确实是政教合一，他们并不假装政教分离，因为他们信的就是合一。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灵魂得救，他们的移民目的就是建立上帝的“山巅之城”，这里信教是强迫性的，教会和政府都是属于上帝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既然政教如同身心，又岂有分开的道理呢？教会当然要控制政府，也要维护政府的权威，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政府是对犯有原罪的人类的必要惩罚。
第三，清教徒是决不宽容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尊崇上帝，容忍异端邪说岂非容忍对上帝的不恭？这本身不就是在亵渎上帝吗？这是上帝的仆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1637年的殖民地法律规定，非正统教徒不准入住马萨诸塞，新大陆有的是土地，为什么这些异端分子一定要来干扰他们呢？他们是和上帝有誓约的，要建立上帝在人间的王国，一旦受到异端破坏，不能完成神圣使命，那就等于对上帝违约，必然引来灾祸。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清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基因（2）
第四，清教徒不是个人主义的，他们要建立的是群体、联合体、共同体。清教社会的基础是集体，而非个人，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和上帝立约的，任何个人的胡作非为都可能成为伪证，带来上帝的严惩。温斯罗普在讲演中一再强调，他们要发扬兄弟情谊，团结凝聚成一个人那样。移民们必须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必要的时候要准备为集体贡献出一切。他们自然也不提倡个人自由，当他们谈及自由时，指的是自己教派的自由。对英国，他们要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他们。对自己，他们要的是积极自由，温斯罗普说过；“只有善良、公正、诚实之人才有自由”，服从权威才有自由，不服从至少是傲慢。
4清教的自由主义基因
从上面几方面说，清教思想都与自由主义不一致。但有意思的是，清教又同时发展了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使他们不仅不与自由主义相违背，反而有促进其发展的作用。毕竟，清教徒是旧制度的叛逆者，所以必有弃旧创新之处。同时，他们又非常讲究实际，必然会把宗教教条修正得适应其生存环境。
首先是契约概念。正统的加尔文教义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上帝是随心所欲的，本不可能与堕落的人类订什么约。但清教思想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马萨诸塞的清教移民更是自认为迁徙之举乃是与上帝专立之约，这样便使他们在北美蛮荒中稍微有点安全感。他们的社会组织建立在三大契约之上：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天恩之约是信徒个人与上帝立的约，是三个约的基础。教会之约是信徒们成立教会时彼此间立的约，为的是共同尊奉上帝，教会是教友的集合，教友间彼此平等。公民之约是信徒们作为公民在成立世俗政府时立的约，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只有教会会员才有在政府任职的权利。
契约理论是民主政治的先声，其革命性在与君权神授理论相比较时便十分清楚。历来的统治者假借天意、民意，但实际上无非是凭着征服者的权利。英王詹姆斯一世在《自由君主制之真正法律》（1598）一文中，以《圣经》为依据，证明君权神授，君王应享有绝对权威，他是一切法律的来源，自然也高于法律。但契约理论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将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视为双方自愿的契约关系，这就暗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这一转变为自由主义的产生进行了许多铺垫，包括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理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以及限制世上一切权力的宪政理论。
1620年朝圣者们在登陆普利茅斯前签订的《五月花公约》是清教徒成文契约传统的最早文献，字数虽然不多，但明确规定他们将按照大家同意制定的规则来组建社会，所有人都将服从这些规则，这是契约概念支配下的法治与宪政的开始。
第二是政治自治。英国的殖民方式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不同，英王一般不直接参与殖民地事务，他只是颁发特许状，具体筹建大多属于私人行为，如以股份公司或私人领地方式。特许状允许移民享有英国公民的权利，并有相当的立法自治权，条件只有两个，一是殖民地立法不能有悖于英国法律，二是立法要取得当地自由民的同意。三千英里的大西洋将北美与英国隔开，更何况英国政局动荡，正忙于内战，即使想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总是难以如愿，所以殖民地人民习惯了自行其是。
清教的政治并不标榜民主，清教领袖约翰·科顿对民主不屑一顾。他说：“民主，我并不认为上帝曾授意说那是教会或共同体的合适体制。如果人民成了治理者，那谁是被治者？”但是清教徒显然又直接继承了宗教革命的反权威精神，他们试图净化英国国教，对英王也敢于抗衡，英国内战称为“清教革命”就是因为清教徒向国王斗争时最为坚决无情，这种精神不可能不体现在他们自己建立的政体中。自治从宗教开始，就是公理会，引申到政治，就是乡镇议会，成为民主的雏形。1641年，马萨诸塞实施自由权法，以英国大宪章为基本法。1644年开始由两院来立法，自由民每年选一次总督，即使像温斯罗普这样的权威人物，也不止一次地落选。
不过此时的民众参与还是很有限的，所谓自由民，只限于合格的教会会员，而教会会员资格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申请者还要当众陈述自己的宗教皈依体验。一旦批准为教会会员，就成了“可见的圣人”，这就是为什么马萨诸塞的神权统治被称为“圣人的民主”。所谓“可见的圣人”就是世人看着像圣人的信徒，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得救。至于真正的圣人，只有上帝知道，故称“不可见的圣人”。清教作此区分是因为他们认为唯上帝有权评判人的灵魂，凡人只能评判人的行为。
第三，个人意识。清教徒虽然不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关于个人的意识中却包含了个人主义的萌芽。早期基督教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底层追求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罪人。到中世纪后，罗马教会的霸权地位日益强大，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否定了罗马天主教对基督教的全面控制，也取消了教会作为上帝与信徒个人之中介的地位，原先教会所承担的责任就归到个人名下。新教徒需要凭借《圣经》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仅仅是紧跟教会，人云亦云，由此个人的良知和判断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和上帝的直接交流，个人也因此具有更多以前难以想象的尊严。
马萨诸塞的不宽容是以20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在17世纪的地球上，他们的不宽容绝非例外，更不是最残酷的，至少他们还允许异议分子当众为自己辩解。安·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都是经过辩论后被宣判有罪、逐出殖民地的。尊重个人的意识为清教徒发扬独立、自主、自发，以及实验、创业等精神创造了外部氛围。
第四，资本主义。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清教徒属于既不愿当奴隶、也不想当主人的中产阶级，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侈靡，两者相辅相成就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无意中非常有利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
第五，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清教对个人的约束为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自由主义理解的个人是自利的，但也是有理性的。正因为如此，人才依据自利的原则行事，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自我管理和接受管理。在清教的训练下，个人必须经常反省，必须对自己对社会负起责任，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对清教徒来说，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不太可能被滥用的，他们在长期的训练后具有天生的分寸感，所以像爱默生这样的人可以对人性比较乐观。假设一群从无管教的人被突然放到了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环境中，不难想象他们滥用自由的可能性。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清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基因（3）
5清教向自由主义的演进
有意思的是清教无意中为自由主义、为现代民主所作的贡献。当清教中的宗教成分被逐渐淡化、演进成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其中的自由主义基因便凸显发展，成为近代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所有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而促使其演变的动力则是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人性。
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压力。英国革命后，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在公民权利的维护上又前进了一步，1688年颁布权利法案，1689年颁布宽容法案。出版自由、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等现代社会原则都已开启端绪或确立。相对而言，殖民地神权统治的做法便显得落后了，并且与母国法律相违背。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上告英国，埋怨清教政府强调“会员资格”，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最终导致了马萨诸塞独立地位的丧失：1692年原特许状到期后，英王的新特许状将它变为皇家殖民地，这对坚持温斯罗普“山巅之城”理想的北美清教徒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当全世界典范的梦想落空了。
不过实际上，海湾殖民地到移民第二代时已经面临极大危机。早在1662年，牧师们就已经在哀叹世风日下，人们热中于世俗追求，冷淡了上帝，背离了初衷。他们满怀恐惧和焦虑，认为自己的“荒原使命”已经宣告失败，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