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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竞争则是“人人为自己，落后者遭殃”。自由对弱者来说也是致命的，他们要的不是竞争而是保护，因而他们转向社会主义。当代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都是为自由社会辩护的，社会主义已经把它们驳得体无完肤。在自由社会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干坏事，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怪不得暴民四起。自利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必然的，但它不应成为人类的唯一准则。菲茨休大声呼唤加强政府控制，政府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大大加强。政府要保护弱者，反对弱肉强食。他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当前只有奴隶制能实行最有效的控制，所以南方社会安定，舆论一律，既无主义泛滥，亦无暴民作乱。
菲茨休熟读包括论敌所办的国内外报刊，他列举了他所能收集到的揭露自由社会中工人和穷人惨状的报告，这类个案在自由社会的报纸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幅幅血泪场面，一个个惨绝人寰的悲剧，无不令人发指，无不令人确信资本主义之罪恶及其必败的命运，无不令人羡慕起当奴隶的安全幸福。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北方的回应
菲茨休自己说过；“我们在文明社会前是没有听众的。”果然，以《解放者》报创办者威廉·加里森为首的废奴主义者似乎不屑答复菲茨休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难道连革命时期都没人理会的理论还想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来征服美国吗？菲茨休简直神经错乱，更值得同情而不是去嘲笑和禁止他。加里森在自己的报纸上大量转载菲茨休的文章，只想说明奴隶制的辩护士是如何冷峻冥顽。废奴运动所依据的自由平等理念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美国传统，现在只是要将它扩展到黑人奴隶身上，根本不需另起炉灶。难怪加里森只是轻蔑地说了声；“辩论，要我论证什么呢？”确实，这一传统是如此厚重，如此深入人心，他几乎没有再去论证的必要，而菲茨休也几乎没有颠覆它的可能。
菲茨休让自由社会回到奴隶制的建议实在是螳臂挡车，他的义愤甚至没有得到他为之伸张正义的北方工人的支持。乍听之下，他的揭露批判自然是感人肺腑，他们也许会被他打动，但再一看他所提供的替代物——原来竟是奴隶制，拉倒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方工人没有一个逃到南方庄园去享受他许诺的千好万好的奴隶生活。相反，他们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联邦军队，跟着林肯去消灭奴隶制。按菲茨休的理论，他们的阶级觉悟一定是出了问题，居然不意识到自己所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要说嘛，当时北方的白人并不特别喜欢黑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和南方白人有同样的种族优越感，他们很不想让黑人到北方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奴隶制的厌恶也是真诚的，不平等的观念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奴隶制使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人身自由，将他们视为财产和会说话的牲口，这更是违背了他们的人道观念。
资本主义如果只有菲茨休所说的弊病，就不会存在下去了，它之所以能成为最大限度激发人类潜能的制度，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理念，它们唤醒了每个人心中自由平等的愿望和行动的冲动。随着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庞大的等级制分崩离析，工业化随即又开始颠覆整个农业社会，当经济和社会处在这样大转型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局面。原来牢牢地依附于土地和主人的中世纪农奴被释放到社会上，他们从人身依附中解放，没了主人，没了鞭子，但也没了面包，成了自由而流浪的个人、四处找工作觅食的游民。伴随着每一次解放，总有一部分人会失去原先的“安全”，人类为了摆脱野蛮的等级制也许不得不付出如此野蛮的代价。
工人们的处境固然悲惨，但也许并不比以前当农奴时更加绝望，他们并不想再回去当奴隶，这起码是事实。他们心中萌生了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想象。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所谓的安全，也同样要付出代价。北方工人懂得当奴隶的代价，所以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自由——靠自己生存，而不是选择安全——靠主人生存。他们要从自由平等中去求发展，在法律保护下去求安全。自由平等的理想掀翻了整个旧世界的秩序，自从人类平等的理论提出后，不平等的理论就再也没能统治过。普通民众一旦拥有了自由平等的概念，就再也无法放弃它。
奴隶制已经被彻底埋葬，它对任何人不再有吸引力。菲茨休谴责杰斐逊只破不立，但他自己谴责资本主义，提供的却不过是奴隶制，同样也是只破不立，甚至他的道德义愤也没有使他的论点更有吸引力。人类社会自然必须有道德，但是仍然存在着比日常所言道德更强的力量在起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许只能起一个纠正基础弊病的作用，很难完全阻挡其自身发展。菲茨休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调动人性的巨大威力，这是任何生物都有的自我保护本性。哈茨说过，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将工人农民纳入其中，使他们都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如果他们一个个都想成为创业者企业家资本家时，他们和资本家的区别不是就只在于成功和失败了吗？还存在什么截然不同的心理上的阶级区分呢？菲茨休发表《全是食人者！》时，离内战爆发只有三年了，尽管他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奴隶制必将永存不朽，万古不变，但是事实毕竟是：他所抨击的制度在彻底摧毁了他所美化的制度后，越发迅猛地发展了。
菲茨休似乎非常同情弱者，口口声声为弱者穷人鸣不平，但他将人视为天生的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而又把自己归于天才，这岂非更加赤裸裸地蔑视弱者，自以为高贵？如果强弱贵贱天生注定，不是等于完全否定了人的后天努力和完善可能？更何况主人奴隶还是世袭！大概没有任何当奴隶的人会对这样的前景心生憧憬，也没有谁会稀罕这样得来的生存与安全。人毕竟不是蜜蜂，不分工蜂和蜂王。“人生来平等”的口号真是最生动地触及了一切“贱民”的内心最深处，不能不成为他们视为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
菲茨休对自由的看法也相当胡搅蛮缠，他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政府、自由与法律全都对立起来，显然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或从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说，受七情六欲束缚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但政治上的自由与专制之分还是有目共睹的。菲茨休的两分法是：奴役有饭吃，自由就挨饿。但是众所周知，没饭吃的不自由和没有政治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人作为生物所受的限制，后者是人作为公民所受的限制。其实，菲茨休也不反对自由，只是他将自由视为少数人的特权罢了。他写道；“模仿、规矩和奴隶制适合大众，自由和放任适合天才和生来就发号施令之辈……为确保进步，我们必须给天才松绑，将平庸之辈拴住。自由归个别人，奴隶制——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归大众。”
菲茨休的诡辩早就没人听了，不过有趣的是，他本人倒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他并不富裕，结婚后就“嫁”到女方，只有妻子名下的少许几个奴隶。他自学法律，偶尔接点活。他有儿女九个，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他私下也承认奴隶制的邪恶，只是不便在公开辩论中提及。他甚至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将黑人排斥在人类兄弟之外。战后，他在专门为解放后的黑人设立的“自由民局”中服务了一年多。在一片废墟中，他写道：“爱是比恨更美好的感情，过去六年我们恨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去寻找爱吧。”
以菲茨休为代表的南方奴隶制辩护家们早已彻底输掉了，他们没有在美国思想史中留下任何位置，即便是后来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精神后裔。但菲茨休的杰作却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上的坦率和彻底性，仍然能提醒读者去思考。他的写书与其说是剑拔弩张的辩论，倒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在测试自己驳倒对方的逻辑思维能力。虽然荒诞，倒也别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在推理辩驳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一些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政治哲学探讨的最终问题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构建形式，何种社会才最符合人性，最公正，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人类有无平等可言？平等的结果是好是坏？自由是否必须？限度何在？人类社会的争斗演进无不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菲茨休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人们继续去深思的。“John CCalhoun on the Slavery Question，185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DHeffner ed，New York：Mentor，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Inc，1999）p146
“Daniel Websters Second Reply to Hayne，183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25
Marquis James，Andrew Jackson，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37），p313
“Abraham Lincol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1861”，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77
George Fitzhugh，Cannibals All！ or，Slaves Without Masters（CVann Woodward e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69
ibid，p5
ibid，p63
ibid，pxii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
内战解决的奴隶制是一个由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历史问题，随着这个古老制度的轰然坍塌，美国可以说也同时告别了“古典”时期。美国在头一百年中完成了建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内战后几十年的工业化则使美国旧貌换新颜。到20世纪开始时，美国经济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一，进步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可是财富的增长从来都不是平均的，贫富悬殊凸现，社会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以往那种相对简单的生活、相对一致的思想被搅乱了，简直是一去不复返，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
但是与奴隶制相比，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虽然也伴随着暴力，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战争。这是因为工业化毕竟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处于经济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而他们在母国的生存状态也未必更好。因此大部分美国人虽然感到不安和不满，希望社会改革弊端，但并不想剧变，不准备革命。他们把激进思想视为欧洲专利，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传统在起作用。
改革的需要和愿望终于在20世纪初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是在两党合作一致基础上的一次进步运动，本质是借助国家的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