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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业，这几乎是所有皇帝的追求（除了少数混蛋到极点的皇帝），但是又有几个能够做到？
宋太宗赵光义虽有追求这个目标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两次北伐，他把赵匡胤精心训练的精兵折腾得精光，再也没有力量恢复幽云地区了。宋朝就此转向了全面防御，国策也走向了极度的“守内虚外”，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大一统的天下格局，在宋朝永远成了一个梦幻。
其实，赵光义还是个很有才干的皇帝，他的悲剧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总是试图在武功上超过赵匡胤，却只好一次又一次咽下失败的苦果。
他忘记了，赵匡胤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皇帝，而自己一直留守京城，一直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当看客和当演员的感觉永远是不一样的。
赵光义的才华表现在文治上，就连开疆拓土采用的也是高压的政治手段，而非金戈铁马的军事杀伐。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大刀阔斧地把所有节度使兼领的支郡全部收归中央，彻底废除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后来还干脆把三十多位节度使老爷调进京城养了起来，至此节度使完全没有了权力，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赵光义最大的功绩，是在他的手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文官制度。
太平兴国二年（977）是赵光义时代开的第一次科举，录取人数远超赵匡胤时期，达五百余人，仅进士就有一百零九人。由此拉开了广开科举的序幕，终赵光义一朝，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人之多。
通过科举，赵光义网罗了许多人才，太平兴国二年“龙飞榜”上的吕蒙正、张齐贤；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上的寇准、王旦等，都是一时英杰。这些人都是赵光义的“天子门生”，自然都全心维护赵光义的利益了。
科举制度的细化完善，就是在赵光义时期完成的。像试官亲属回避制、进士唱名赐第制、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制，以及现在高考还在使用的考生试卷封名制、试官封闭出题制，都是在此时出现的。
穿越历史的尘烟，我们在茫茫史海中发现，一千多年前的高考制度今天还在执行，不知道是该赞叹我们前人的智慧，还是该悲哀我们时代进步的缓慢。
赵光义时期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只要进士及第，就可以直接授以京官，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科举及第的人非常受人尊敬，宋人不像晋人讲究门第，但却很讲究“出身”（当然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之类的血统论“家庭出身”），进士及第的叫“有出身”，荫补的叫“无出身”，其他就是“杂出身”了。
进士出身的在升迁上最受看重，几乎可以一路绿灯地向上升。那个“龙飞榜”的状元吕蒙正，七年后就位至执政，十二年就拜相，说是坐火箭上升一点儿也不夸张（看人家吕蒙正，大学毕业十二年就当上了国家总理）。
科举及第在宋朝是最光荣的一件事，因此曾出现身有官职的人也去参加科举殿试，当然科举“镀金”以后的好处不言而喻。
大量科举取士的读书人进入官僚体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宋朝上至中央下至郡县，衙门里坐着管事的都是读书人。赵光义一朝，九个宰相都是文官，这标志着文官政府的全面形成。
文官时代就这样降临了。
整个文官体系是精密的，不仅设有差遣院、三班院，专门负责任命差遣，使官、职、差遣制度化、规范化，还设有磨勘院负责官员的考察。赵光义将原属枢密院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合并为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有许多事务也由赵光义直接裁处。就这样，赵光义把文官政府的大权独揽在自己的手里。通过文官政府，他最终排除了武人执政，彻底消除了那种五代时期武人改朝换代的可能。
文官的尊崇导致了武将的贬值，再加上赵光义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有意地抬高文臣的地位，就连边境州郡的长官也换去武将用文臣（赵匡胤时用的还是懂打仗的武将），后来高级军职也以文臣充任，以文臣来管理武将。
至此，五代时呼风唤雨、专横跋扈的武夫地位一落千丈。
然而，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关上了一道门，又打开了另一道门。自宋朝起，“好男不当兵”就广为流传，有国无防基本上是宋朝的写照，大宋的灭亡，与其说是来自外敌，不如说是来自自己放弃了抵抗的所谓“崇文”。
这个转变，使从黄帝擒杀凶悍的蚩尤，经大秦、强汉、盛唐流传下来的血性也被阉割，尚武精神的缺失使中国人个个都成了任人屠杀的“谦谦君子”，最终演变成“东亚病夫”！
其实赵光义是个小心眼儿，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也不是那么放心，他的统治时期，二十二年共有九任宰相，频繁换相就是不让其培养起自己的势力，防止皇权旁落。
赵光义晚年蜀地李顺起义造反，他委任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让他领兵去征讨。赵昌言路过凤州，凤州知州寇准就给赵光义上了个密奏，说：“赵昌言平素就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没有儿子留在京城，不能给他统率三军的大权。”
本来这个疑心是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可赵光义居然“得疏大惊”，感慨道：“满朝廷没有一个忠臣，谁也没给我提这个醒，幸亏还有个寇准为国家着想。”就这样一句话，赵昌言不仅被收回了兵权，还被撤了副宰相，以工部侍郎的官职到凤翔府当地方官去了。
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是个“文思甚敏”的文臣，只因为没有儿子留在京城当人质，就惹得别人起了疑心，可见当时宋朝上上下下对“武”都得了过敏症，谁要是沾上了“武”就没好日子过。武将们也是满腹的委屈，那个曾在幽州城下解说螃蟹的曹翰，还真有些歪才，一天在赵光义面前赋诗，说“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大发牢骚。
发牢骚也没有用，自第二次北伐失败以后，赵光义已经没有了尚武的勇气，再也不想舞刀弄枪，而是每天读书、写字、下棋，过上了风雅的文士生活。要不就是组织人编书，宋朝四大书中的三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是在赵光义时编修完成的。
文官政府的建立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建设，可宋朝当时外患严重，辽军时常骚扰边境，掠夺人口牲畜，过度的抑武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宋辽军力对比，宋军本来就处于下风，面对辽国快速机动、冲击力极强的铁骑，堂堂大宋几乎毫无办法，无可奈何的赵光义只好采用了沧州刺史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湖泊，筑堤储水，营建方田，史称北宋“水长城”。
“水长城”的名字，深深地反映出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长城情结。长城，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一种精神、心理上的防线。
不过赵光义对边防的事一点儿也不热心了，他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而奸邪却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赵光义把心思全放在了防止别人篡夺他的龙椅上，再不复当初雄心勃勃、气吞天下的锐气。
朝廷上的一些文臣也认为“朝廷上不安生，边境上就会有动荡；朝廷稳定了，边境自然就没事了”，并据此提出了“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的论调。既然失去了武力对抗的勇气，宋朝便采取了屯兵聚粮，坚守不战的原则，这种在边境消极防御，把主要力量用在防范和镇压境内的篡权夺位和农民起义的政策，就是“守内虚外”。
既然“守内虚外”了，宋朝的边境守军就相应地添了许多奇怪的规定：在辽兵来犯的时候，只许坚守城池，不许出战；迫不得已必须出战时，也要紧靠着城池布阵；最奇怪的规定是“临阵不许相杀”，不相杀临阵干什么？要是胆敢“相杀”，是会受到处分的，那个建议修“水长城”的何承矩，就是因为敢和辽军交战，还杀了辽国大将铁林，结果被赵光义调离了边境。
这简直是一厢情愿的“鸵鸟政策”。
宋朝费了好大的劲“安内”，可辽军照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宋太宗这个人（1）
赵光义兴趣广泛，是个喜欢风雅的皇帝。
他最大的乐趣是读书，而且是什么书都看，颇有些博览群书的意思。但他读书并不是死读书或看热闹，经常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读《阴符经》时，就说：“这书专讲诡诈奇巧，不是正道。”
在读书上，赵光义给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开卷有益”。那是在太平兴国八年，他下令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完成，这部书共一千卷，搜集和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五十五门，堪称大部头。这么一部巨著，估计现在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啃完，可赵光义一见就喜欢上了，尽管政务繁忙（赵光义很勤政的），还是规定自己每天必读三卷。
这三卷书每天由史馆进呈给侍读官，天天如此，有的大臣怕皇帝累着，就劝他说：“一天看三卷有些多了，恐怕您会劳累。”赵光义却说：“我天性就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神清气爽，怎么会劳累呢？而且只要打开书卷就会有收获（开卷有益），时间也不会被浪费。”结果他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巨著。
本来这部书的名字叫《太平总类》，因为皇帝陛下亲自看了一遍，就被改成《太平御览》了。
赵光义能文，这一点他确实超过了哥哥赵匡胤。他与大臣游玩唱和史书上记载的很多，他还经常给臣下赐诗，赵普就曾在得到赵光义的赐诗后，流着泪拍马屁：“我要把陛下赐的诗刻在石头上，永远带在身边，直到进了棺材。”享受赵光义赐诗的人很多，包括隐居华山的老神仙陈抟。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曾写过戒酒诗。翰林承旨苏易简虽才华横溢，却嗜酒如命，赵光义就亲笔写了劝酒、戒酒二诗赐给了他，还让他对着自己的老娘吟读。苏易简从此上朝值班的时候再也不敢喝酒了，可回到家私下里照喝不误。后来苏易简终于因酒致病，不治身亡，赵光义还叹息道：“苏易简竟因为杯中物送了命，太可惜了。”
不过赵光义写的诗虽多，却大都佚失没有流传下来，究竟写得如何不敢妄测。（会和乾隆的水平相当吗？）不善文的赵匡胤却留下一首《日出》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文字并不精巧，但境界宏张，气势逼人，流传很广。
一心想在“文”上超过哥哥的赵光义，要是知道千年之后是这个样子，心情会怎么样呢？估计会郁闷死。
赵光义诗写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书法确实很高明，不仅在历代帝王中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和别的书法家也有得一比。他精通草、行、飞白、篆、籀、八分书，群臣都以能够得到他的作品为荣。他曾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赐给那个喜欢喝酒的苏易简，苏易简得到了皇帝的墨宝，便邀请好友毕士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