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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1年布纳分营初建时，希姆莱就曾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霍斯下达命令，要求他务必保证向法本公司提供所需数量的健康男女囚犯。纳粹医生克劳贝格、舒曼、门格尔、维尔茨等对女囚进行的各类绝育试验，往往是服务于法本、拜尔等大型化学公司的科研目的。
整个布纳分营的建筑群呈椭圆型，营区中间有8 条纵向和8 条横向的道路，把分营分割成若干个营区。铁路在纵向道路的中央通过，生产用的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由火车运进，产品则由火车运出。整个分营由多层铁丝网、电网和配置有机枪的了望塔包围着。分营内最大的营区是劳动营，内有54个棚房，一共可以容纳12000 个囚犯。棚房内的设施非常简陋，犯人们吃饭、休息和睡觉都只能挤在在三层的木板床上。由囚犯营房到法本公司设在分营的工厂群有一条400 米长的走廊，是囚犯们上下班的唯一通道，而走廊两侧有高压电网环绕。
至于奥斯维辛主营，因为盟国空军的侦察机已于1944年夏秋几次对其进行侦察拍照，基本掌握了它的主要情况，所以就无须营内抵抗战士再劳神费心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维也纳一家医院的医生奥托·沃尔肯，也为审判战犯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他被送进奥营后，因为职业是医生，被分配到比克瑙集中营（奥斯维辛第二分营）医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后，他发现了纳粹医生们的卑鄙骗局：他们伙同集中营当局用各种手法杀死了数以万计的囚犯，却煞有介事地开据出一张张死亡证明，厚颜无耻地写上某某囚犯因患何种病症死亡，住院多少天，医院采取了哪些救治手段。沃尔肯医生的心都快气炸了，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揭穿这一阴谋。从此，他一面要承担纳粹医生们下达的繁重任务，一面个心翼翼地避开党卫军医务人员的监视，一面悄悄地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其含义的符号在衣服上、纸片上、手帕上记下来。即使在集中营撤退时的“死亡行军”中，随时可能被死神呼唤的危难时刻，沃尔肯也依然把这些悉心整理的小纸条随身带着，一点也不曾失落。自感精明绝顶的纳粹医生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栽倒在这些小纸条面前。在战后的一次集中营审判中，纳粹医生克来因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在比克瑙医院工作期间，他不仅没有作恶，而且加班加点抢救了70多个垂危病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请稍等一下，克来因先生”，法官打断了他的话。“1943年5 月18日，你的确诊治过4 名波兰犹太妇女，她们是玛利亚、乌尔苏拉、米拉和利利亚。作为行医多年的行家，你当然知道她们患上了慢性腹泻和营养不良。可是，你却命令党卫军护士格特路德给她们每个人注射苯酚。十几分钟后，你来检查结果，发现米拉还在喘气，就又给她打了一针，并一直盯到她断气。请问，这跟抢救搭得上边际吗！”克来因哑口无言，虽则是深秋天气，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往下淌。他心中暗暗怒骂，“格特路德，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我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把你从东线调到奥斯维辛，你居然把老子出卖了。”蒂洛医生看到克来因的窘态，自知内部有人叛变，只得把调子降了一拍：“我给囚犯们作手术时发生过失误，造成了伤亡，我深表歉意。不过，我并非蓄意杀害病人。”“可是事实与你所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亲爱的蒂洛先生，”法官的言语中不乏讥讽，他满怀信心地从卷宗中抽出几张档案材料，对被告念到：“1943年9 月7 日，你休假后回到比克瑙。晚上，你拉上党卫军护士罗泽和玛丽塔去‘练手’。在外科5 号手术室，你给希腊犹太病人尤利乌斯做了胃切除，可是他不过患有一般的消化不良。3 天之后，比利时女囚罗拉患阴道炎找到你诊病，护士已拿来妇科用药，你却说‘把她的那个东西取出看看多有趣’，随后强行摘除她的子宫。诸如此类的恶意伤人的手术，你在年底前至少进行了5 起。要不要我一件件念给你听？”“不必了，法官先生。这些事我确实于过，可门格尔、科尼希干得比我还多。”党卫军女护士索菲·普雷斯到底不如那些纳粹医生经得多、见得广，法官刚刚提起犹太婴儿的去向，她便慌了神，觉得已被人家摸了底，赶紧交代：1944年秋，根据爱德华·维尔茨主任的安排，她先后7 次给刚出生的犹太婴儿注射毒剂，杀害了这些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比克瑙分营女因营首领赫斯勒，于1944年11月19日，签署了杀害394 名犹太女囚的名单。
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名单的复印件当天就落人营内地下抵抗组织手中；11月21日，它已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地下抵抗组织总部负责人的保险箱内；12月，它又已进入伦敦盟军调查纳粹战争罪行专门机构的档案库中。一年以后，当赫斯勒在吕纳堡受审时，虽经法官一再提示，仍然拒不交代这一重大罪行。法官于是向他出示了这份来历非凡的复印件，赫斯勒顿时面如土色，浑身颤抖，几乎跌倒在地。
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波兰女作家谢维林娜·什玛格列夫斯卡姬，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囚、波兰女医生兹登卡·尼德文达尔·涅耶德拉和几名苏联女军医，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法国女作家瓦扬—古久里夫人，前拉芬斯布吕克女四、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侄媳奥黛特·索姆逊等均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出庭作证，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例如，涅耶德拉医生揭露的关于克劳贝格等纳粹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多次对10岁以下的吉普赛幼女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罪行，即属于集中营当局的绝密行动。他们在杀害了许多可能知情的囚犯护士以后，自以为是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布亨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等集中营的抵抗组织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掌握了主要战犯的犯罪事实。
接管和查获纳粹党、第三帝国、德国武装部队以及党卫军。各类纳粹组织的系统档案，是确定战犯身份、认定战犯罪责的重要依据。1945年5 月起到1946年底，美、英、苏军中的情报专家与情报人员从纳粹分子隐藏到矿井、山洞、坑道、地下和偏远山村中查获了大量纳粹档案。纳粹政权收藏和保管这些档案的地区中心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增加到12个。到1945年底，纳粹党中央及地方组织、被取缔的62个纳粹主义附属组织和管辖单位以及第三帝国军械和军工生产部等部门的档案，已被英美盟军掌握。1946年春天以来，纳粹德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海军、空军的档案，也被盟军掌握；盟国情报机关还掌握了有关集中营囚犯状况、被驱逐的犹太人以及第三帝国的国外受害者情况的档案。直到1948年，三大盟国仍在陆续不断地发现和接受重要的纳粹档案。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57年才最终完结。其中，盟国在查获纳粹档案中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1945年盛夏的那次意外的接收：一天中午，率部巡逻了多时，正待进餐的美军上尉罗伯特，接到一位匆匆赶来的德国居民的举报，有人即将销毁档案。罗伯特立即整队出发，驱车前往慕尼黑远郊一座早已停产的造纸厂。作为厂区的古堡内，二三十个党卫军官兵，已点燃了一个足有小山高的纸堆，浓烟已开始升空。罗伯特和士兵们立即制止住敌人的行动，把这座大纸堆连同党卫军官兵一起押回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这座大纸堆竞是原来认为早已被纳粹销毁的党卫军系统全体人员的卡片索引，第三帝国全国一共只有2 套。美国军方和司法部门在包括战俘在内的大批德国人协助下，花费了2 年时间才把这套珍贵资料复制、整理完毕。不言而喻，这套材料对缉拿纳粹战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升空。罗伯特和士兵们立即制止住敌人的行动，把这座大纸堆连同党卫军官兵一起押回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这座大纸堆竞是原来认为早已被纳粹销毁的党卫军系统全体人员的卡片索引，第三帝国全国一共只有2 套。美国军方和司法部门在包括战俘在内的大批德国人协助下，花费了2 年时间才把这套珍贵资料复制、整理完毕。不言而喻，这套材料对缉拿纳粹战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第五章 锋芒直指高级别战犯的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审判”，在专家、学者眼中并不是一个规范、准确的术语。因为，在同一个纽伦堡市，在相近的时间内，曾进行过两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前者，是美、英、苏、法四大盟国联合组织的、旨在审判首要纳粹战犯，起止时间是1945年11月——1946年10月，通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从事的是对首要战犯的审判。审判结果总体上看是客观、公正的。后者是美军驻德占领当局独家举行的，审判对象大部分是乙级战犯，也有少数甲级战犯。起止时间是1947年10月——1949年4 月，审判结果很难说公正合法，起码也是前严后宽，虎头蛇尾，因而争议较大。
开审判纳粹战犯之先河的国家是苏联，对纳粹战犯的首次国家级审判是由苏联政府进行的。根据1943年9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命令，同年12月15日——18日苏联人民法庭在哈尔科夫对4 名纳粹战犯进行了庄严的审判。这4 名罪犯是：纳粹陆军上尉威廉·朗海尔德，武装党卫军中尉汉斯·里茨，警察地方机关首领莱因哈特·莱次拉夫以及一名俄罗斯卖国贼。他们被控积极参与了使用毒气车和机枪扫射等方法，对数千名苏联和平居民进行集体屠杀。12月19日，4 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在有500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后公开执行绞刑，而且暴尸直到1944年1 月中旬。此次审判，为以后的纽伦堡审判及各个盟国大规模审判纳粹战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第一节 铁案难翻的（第一次）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战犯审判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刑事诉讼案。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四大盟国在纽伦堡开始对在押的纳粹战犯进行系统的审判和惩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传讯了200 多名证人和140 多个知情人，查阅了包括5500多份纳粹党和国家颁发的各种秘密档案在内的30多万份文件和书面材料，数以吨计；20万份代替宣誓的保证书，并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保证随时出庭作证；举行了403 次公开审判。
1945年8 月8 日，经杜鲁门总统任命的美国首席检查官罗伯特·杰克逊到任，得到四大盟国的支持。四国共同确认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法庭的地址最后定位在纽伦堡，而不是苏联建议的柏林，也不是英国建议的慕尼黑。苏联和法国作了让步，一致同意使用英美的法律程序。这次史无前例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德国一片混乱，大多数战犯早已逃得不知踪影。同时，纳粹战犯的滔天罪行是欧洲以往任何罪犯难以比拟的，这又给审判和量刑带来极大困难。四大盟国初步拟定的应搜捕名单上列名100 多万人，苏联要求对至少20万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
由于四大盟国和全世界正义、进步势力的支持，各方面事项都较快地出现了转机。在众多当地居民的密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