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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退进那烂陀寺拼死抵抗的山地诸国联军残余，让唐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些生活在山地河谷之间的彪悍之民，在狭小的城巷间，几乎是如鱼得水的善战。
在死里逃生泥婆罗王弟，以举城共焚为威胁，希望能够获得一个体面退走的交涉条件，北天竺经略军，则用发射的火油弹，作为回答。
为了消灭这些负隅顽抗之辈，少不得好些在时光岁月中幸存下来，古老悠远的殿宇屋舍，因此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些熏黑的残垣石壁。
当战斗结束后，这座寺城已经被淹没在血泊之中，那些杀红眼的拔汗那兵和吐火罗兵，根本不分残敌还是百姓，僧侣还是信众，看见有活人就拖出来，在那些佛陀菩萨，金刚力士、神女天人的注视下，被砍倒在血泊中。
但唐军总算及时接管了这座城市，并且用刀剑和人头，勒住了那些四处肆虐的仆从军的狗绳。
最终，在刀枪的驱赶下，幸存下来的僧众，从众多寺院僧舍的角落里冒了出来，在所属寺院的僧团长者带领下，畏畏缩缩的前来迎接新来的胜利者，
用强颜欢笑的表情，结结巴巴说着恭维的话语，试探这这些东土人的用意。毕竟那烂陀寺建立以来千余年，虽然几经风云变幻和动荡更易，但从未有过遭受如此惨烈战事和屠戮的经验，这无疑让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德之士，有些惊骇过渡吓破了胆。
在他们的召集和传唤下，四天之后。
那烂陀寺附近百里之内，凡千二百五十人俱的僧团僧官，及其下属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式叉摩那等七众弟子在内的数千僧众，及其就近服侍修行的上万信众、眷属、婢仆，也被聚集在大乘天说法的经坛广场上。
“我辈奉大唐天子之命，披星戴月浴血长征这域外，听闻圣地遭难而法统难续，特邀我等前来匡扶佛法祖庭……”
“却不想祖庭之中，有人勾结藩夷土蛮，力图螳臂当车以拒王师……”
“今幸不辱使命，吾心甚慰……”
鱼同在通译的转换下，说了一堆充场面的官样废话之后，拿出一份事先备好的名录来。
随着唱报出来的名字，幸存下来的若干当权僧团成员，被逐一指名出来，单独站成一堆。
“我大唐天子，甚是崇奉佛法，尔辈可入朝揭之，日夜奉请霖听……”
鱼同信手一挥，就决定了这些那烂陀寺僧侣高层的最终命运。
接着，那烂陀寺内所有经坛和学馆里的学问僧，也被挑选出来聚集在另一端，就像是一群乖顺的羊群一般，默声不语。
“请诸位高僧大德，到北地去替我大唐治下弘扬佛法把……”
鱼同同样一句话，决定了他们的取向。这些学问僧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按照门类和擅长，分批逐次的转移到北方的控制区去，以辅助建立各级政权组织和教育机构。
看到他们的反应，鱼同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失望的是作为想象中的佛门祖庭，教门圣地，居然连一个有点像样气节的人物都没有，实在有辱门庭，普通僧众之中，也只有一些非暴力不合作的存在，被抓走时只会高颂佛经，连激烈一点的肢体反抗都没有。
但又庆幸的是，这些当地僧众如此的贪生怕死，风气如此的懦弱无谓，从长远掌控上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起码事先一些为了防止激起太大反弹，而需要颇费周折的婉转手段，就可以省却了。
或者说长久以来的佛门末微，让这些佛门已经习惯了用权谋和心计来维持自己的权位，而对于来自血与火的吃果果暴力手段，就不免要手足无措，彻底失声了。
最后，
只有对大唐最为恭顺的，两位北请唐兵的带路党大师，及其所属的僧团派系，才被允许留下来，他们将继承那烂陀寺的遗泽，将唐军击破的附近数国之地，合并成一个新兴的佛法之国。
当然这个表面上由僧团，进行统治的新生国家，是需要唐军武力支持，才能稳定存在的。
“金宝珍藏，堆如山积。”
“破那烂陀，所获甚丰”，历史中直接描写只有这么聊聊几个字，但我们可以从侧面的间接旁证，略微窥探一二，成千上万参与这次远征的士兵和藩属部众中，绝大多数人拥有了一夜暴富的身家，而大肆在北印度买田置业，营造起大小不等的宅院，蓄养数目不等的奴婢，最终在退役后，变成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和田庄、工坊新主人。
以这个年份为转折点，古代印度的历史，逐渐成为了华夏历史的寄生分支，所有对新统治者不利的言论和典籍，都再也难以流传下来。
那烂陀寺的易手，也意味着，自雅利安人征服古代天竺之后，沿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在唐人治理下逐渐崩溃的开端和前兆。
——《乱世激流——古典时代与后犍陀罗时代的路口》
“当时的佛教，太过于哲学化，可以说是学院式传统。它的传统中心是在各寺院大学，而不在人民大众之中。当大学被毁，它传承的传统力量也就破灭了。
另一方面，群众不易懂得深奥的哲学，看不出佛教与印度教有什么不同，他们以邻居崇拜印度教诸神的单纯忠诚来崇拜佛陀和诸菩萨。
假如缺少博学此丘的指导，居土佛教就会混合于印度教多彩多姿生动活泼的地方性崇拜。等到佛教寺院被回教徒铲除，僧侣逃亡国外，佛教自然在印度消失。
一方面古典佛教的主张，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却没有像东土佛教建立取代性的新社会秩序，而是继续在就有婆罗门体制的惯性下，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原始的佛门，过于轻视妇女的地位，认为女性比男子更加无法得到救赎，使得佛教传统无法在家庭生根。”
《古印度佛门衰败根源考》：“破那烂陀，所获甚丰”，历史中直接描写只有这么聊聊几个字，但我们可以从侧面的间接旁证，略微窥探一二，成千上万参与这次远征的士兵和藩属部众中，绝大多数人拥有了一夜暴富的身家，而大肆在北印度买田置业，营造起大小不等的宅院，蓄养数目不等的奴婢，最终在退役后，变成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和田庄、工坊新主人。
以这个年份为转折点，古代印度的历史，逐渐成为了华夏历史的寄生分支，所有对新统治者不利的言论和典籍，都再也难以流传下来。
那烂陀寺的易手，也意味着，自雅利安人征服古代天竺之后，沿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在唐人治理下逐渐崩溃的开端和前兆。
——《乱世激流——古典时代与后犍陀罗时代的路口》
“当时的佛教，太过于哲学化，可以说是学院式传统。它的传统中心是在各寺院大学，而不在人民大众之中。当大学被毁，它传承的传统力量也就破灭了。
另一方面，群众不易懂得深奥的哲学，看不出佛教与印度教有什么不同，他们以邻居崇拜印度教诸神的单纯忠诚来崇拜佛陀和诸菩萨。
假如缺少博学此丘的指导，居土佛教就会混合于印度教多彩多姿生动活泼的地方性崇拜。等到佛教寺院被回教徒铲除，僧侣逃亡国外，佛教自然在印度消失。
一方面古典佛教的主张，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却没有像东土佛教建立取代性的新社会秩序，而是继续在就有婆罗门体制的惯性下，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原始的佛门，过于轻视妇女的地位，认为女性比男子更加无法得到救赎，使得佛教传统无法在家庭生根。”
——《古印度佛门衰败根源考》
【西北偏北】第七百九十七章 俱怀逸兴壮思飞（四）
智者从他的敌人那儿学到知识。
——阿里斯托芬
……
中天竺，恒河流域下游，曲女城，又称羯若鞠阇（今印度北方邦坎诺），意为“华宫之城”，也是印度霸主的所必须具有的都城。
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为“居人丰乐，家室富饶。华果具繁，稼穑时播，气序和洽，风俗淳质”的首善之地。
旗鼓喧天，人头如织。
一只庞大的军队刚刚从这里出发，前往北方地区，在五色宝轮狮子旗的引领下，各色大小诸侯、邦主、土藩的军旗和族标，如同遮天蔽日的云彩一般，蜿蜒在恒河岸边。
巴哈利尔王朝的，
虽然很早就得到了占据北天竺大部地区的唐人，出兵东天竺的消息，但是由于巴哈利尔王朝所占据的疆土的广大和地形的复杂多变，让消息传达和动员效率都严重滞后。
就像是一个严重关节风湿的人，需要足够时间的锻炼和运动，才能恢复原来的活动能力。
作为自朱波一世之后，波罗婆提王族最伟大的君主，有志实现历史上孔雀王朝或是迦色尼加王朝辉煌的中天竺霸主，他并不缺乏远见和眼光，
特别是在对北方那些入侵者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他毫不怀疑这些得到母国支持的唐人，将会给沿袭了千万年的古代印度传统阶级，带来何等颠覆性的剧变。
他们甚至不介意与那些不可接触的秽种共存，并且大力使用和抬高那些低种姓的地位，令他们去侵占原原本属于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专有的职业和利益。
毕竟，虽然同样身为古国，但是因为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和缺乏流动性，战争模式还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准，频繁而漫长拉锯居多，但是高强度战争很少。
印度当地经历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政权结构，更类似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体制，历史上所谓的孔雀王朝之类，与其说是大一统政权，更类似与具有强大号召力和约束力的诸侯盟主，
而作为各级诸侯邦主和王朝任命的地区总督，除了附从王朝的命令之外，在自己地盘内，拥有几乎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利。
在对外扩展或是对内镇压的战争中，那些被征服和攻占的土地上，只要能够保持顺服，除却少数上层家族更替之外，这些土地上的统治阶层和藩主体系，大部分将继续得以保留，或是让胜利者的亲族旁支，以入继或是联姻的方式，吸收和取代当地的统治上层。
就算是战败的诸侯邦王，也有很大概率继续以贵族的身份，在征服者建立的新政权体系内，继续沿袭部分特权和利益。
哪怕是历史上几次外来民族入侵所造成的大动荡和社会变革，最后也是以妥协性的和光同尘，让外来自民族取代部分本土上层，纳入这个中古封建体系中而告终。
因此对下层人民来说，政权的更迭和王朝的兴衰，不过是繁重的盘剥和更加繁重加倍盘剥的区别，也很难让他们具有荣誉感或是民族观。
但是这次外来入侵者，完全推翻了这万世不易的一切，想从根子上建立一套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也是北方天主那些被征服地区的土藩、城主，频繁的降而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多少人愿意放弃世代即得且熟悉的一切，而去接受完全陌生的新事物和变化，哪怕它看起来很美。
这次唐人主动入侵东天竺，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扩大自己疆域和影响的机会，要知道，他的儿女和外戚很多，多到了需要谋夺藩属诸侯的土地，来为他们寻求安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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