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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枪毙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头目时，西线总司令克鲁格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枪毙这些警察头目，并向柏林告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与政变无关并且忠实于元首的人。
凯特尔也为了保全自己，抢先跳出政变集团。他在下午４点１５分，向本土司令部打电话说：“元首还活着，安然无恙，不要服从维茨勒本元帅的命令！”
这些参与政变的高级将领的转向是因为希特勒没有死和他们的投机本性。
希姆莱很快飞到巴黎。他和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将这场对陆军的镇压看做极大的乐趣。奥伯格和克诺亨重新回到警察局和情报局，协助了这场无情的镇压和报复。
在巴黎，盖世太保逮捕了许多军官，他们中有：总参谋部的施图尔纳格，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凯摄·冯·程法克中校，施图尔纫格的参谋长林斯托夫上校。克台格的副参谋长埃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时军事总督的表兄弟冯·福肯劳森男爵。
施图尔纳格在政变当天返回柏林的途中被害未死，双目失明后，被挂在肉钩子上慢慢绞死。其余的人也均被枪决。
弗洛姆为了除掉对他安全不利的证人，曾下令枪决施道芬堡等“伐尔克里计划”的领导人。爆炸时受了伤的凯特尔俨然与政变无关。但希特勒和希姆莱没有受骗，在利用了他们几天后，处决了他们。狡猾的克鲁格的转向也未能使他获救。在他即将被捕时，自杀身亡。
隆美尔元帅在１０月１４日也被迫自杀。
贝克将军、戈台勒等所有参与和涉嫌政变的人无一幸免。
施道芬堡在柏林给施图尔纳格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被捕了，他被处以绞刑。
退休的卡纳里斯虽然没有参加“伐尔克里计划”，但也受到株连，于１９４５年３月上了绞刑架。希姆莱终于为他的宿敌画上了句号。
“伐尔克里计划”的失败，导致了希特勒和希姆莱对陆军的大清洗，在本土和占领区共有七干多人被捕，被枪杀的人数近五千。它的血腥程度决不亚于血洗冲锋队。这对在失败前夕本来就士气不振的军队是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及盖世太保从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好处，武装党卫队的作用愈显突出了。
第五节 黑色死神笼罩欧洲
呻吟中的东欧 一个乡村在地球上消失了 破碎的法兰西“枪决人质”法令多芬行动 法西斯的忠实走狗达尔南
纳粹党人的暴行不受约束地袭击着东欧国家。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７日，希特勒指令由希姆莱维持被占领区的秩序，并授权由他来独自负责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保证贯彻元首的命令，可以使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恐怖措施”。一句话，希姆莱可以在占领区里为所欲为。
希姆莱成立了“特别行动队”。根据最高统帅部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协议，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和盖世太保组成。他们的目的是用恐饰手段镇压任何企图反抗的居民，并在政治上清洗这些国家。
１９４１年，多数灭绝指令是由海德里希起草的。在这些指令里面，他尽量使用温和的词汇， 用“过筛” 、“改善健康条件”、“肃清”，去代替“灭绝”、“消灭”和“处决”这类刺眼的词语。
１９４１年５月中旬，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同最高统帅部谈判有关后方使用别动队的问题。谈判陷入僵局，陆军上将瓦格纳不支特别动队的计划。海德里希临时换人，让保安处外事局的施伦堡去干。他决心让军人们介入这个行动，免得他们到处装好人。施伦堡成功地使地方司令官同意向所属地区派遣特遣队，并向他们提供给养，服从他们联络网的支配。
接着，建立了四个别动队。它们按地理位置分布在四个地区：Ａ，波罗的海国家；Ｂ，斯摩棱斯克、莫斯科；Ｃ，基辅地区；Ｄ，南乌克兰。经过周密的人员搭配，每个行动队配备一千到一干二百人。它们再按一定人数组成特遣队。在一千多名人员中，武装党卫队成员约占三百五十人，司机、技师占一百五十人，盖世太保成员占一百人，当地招募的外国辅助警察占八十人，治安警察占一百三十人，刑警占四十至五十人，党卫队保安处成员占三十到三十五人。其余的人分别担任翻译、电报员、电传打字员、管理员和妇女工作。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务均被盖世太保人员把持，部分不太重要的职务则由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成员担任。
１９４３年６月底，特遣队准备就绪。根据希姆莱的指令，首先消灭他们最憎恨的犹太人和政党。７月份开始行动后，仅在苏联的里加一地就枪决了三万五千名犹太人。
党卫队戈特贝格将军的战况报告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敌人的死亡人数 四干五百人
游击队嫌疑分子死亡人数 五千人
德国人的死亡人数 五十九人
缴获的武器 四百九十二支枪
死者的人数和枪支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只能说明特遣队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农民。
许多人亲眼目睹了抓捕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时的情景。德国土木工程师赫尔曼·格拉伯是斯托布诺夫的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负责人。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夜晚，他因参观工地，滞留在那里，身临其境目睹了罗夫诺犹太区的五千名犹太人被残杀。
大约１０点钟时，党卫队带领乌克兰民兵包围了罗夫诺犹太区。周围架设了强烈的探照灯。接着乌克兰人和党卫队员分成若干小股，冲进各户住宅，用枪托击破房门，或扔进手榴弹。惊慌失措的犹太人被驱逐到门外。
格拉伯描述道：“在街上，妇女们哭哭啼啼要她们的孩子，孩子也吵嚷着找他们的父母。但是党卫队员却无动于衷，不断用鞭子抽打他们，并把他们驱赶到马路一边的货车旁。每节车厢里都塞得满满的，妇女和孩子的喊叫声、鞭子声和枪声响成一片。这些受到鞭打、驱赶和受伤的人们整夜在照亮的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妇女们把已经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们拖拉着他们已死的父母的手脚，走过大街，来到列车前……街上随处可见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房门打开着，窗玻璃已被打碎。满街都是衣服、鞋子、袜子和各式帽子。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处躺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头颅已经被击碎，鲜血和脑浆粘附在墙上，孩子的脸部难以分辨清楚，他只穿着一件小衬衫。党卫队突击大队长皮茨司令官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狗鞭子在蹲在地上的犹太男子身边来回走着。
那些不幸者们一面受到驱赶，一面被塞进卡车里，押赴刑场。在荒郊野外，已挖好长长的沟渠，殉难者从卡车上下来时，凶手们不让他们看见这些沟渠。他们被强令脱光衣服，二十人或五十人一组走向沟渠。周围站着备有武器、手里拿着狗鞭子的党卫队员。有时只命令一名党卫队员朝殉难者的头部挨次开枪。当尸体堆满沟渠时，就用泥土填平。
格拉伯不忍这些人被处死，他去找军事当局，想以缺少工人为理由营救他们，但遭到拒绝。
这种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四个行动队在苏联领土上杀害了约七十五万人。东欧的特别行动队得到二十个警察团的支持。这些警察团由骷髅队中的党卫队员组成。在克尔许，—个六岁的孩子被开枪打死，因为他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个九岁的孩子被吊死在“萨何一凡泽蒂”广场上，他只不过是为自己采摘了几只杏子而已。
盖世太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把他们的分支机构的网撒向全国，每个机构负责一个区。苏台德区组成一个特区，布拉格和布尔诺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五个城市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下设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它同后来在法国建立的组织十分相似。
这十五个最高议会办事处由布拉格和布尔诺总部办事处领导，而总部办事处又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领导。由于有近四十万德意志人居住在占领区各国，所以得到各方面的情报相当容易。
斯洛伐克人民的叛徒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警察机构——“国家安全部”。这个表面上独立的机构，实际上是由盖世太保在幕后操纵。
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伯梅逮捕了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而后又逮捕了八干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人士。这些人被投入集中营，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那里。
党卫队中将、帝国总监的国务秘书弗朗克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们，说他们如果拒绝合作，就枪决两干名人质。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新日报》报道说：
布拉格５月２７日通讯：星期三上午，布拉格发生了谋杀党卫队大队长、德国副总监海德里希事件。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凡拿获凶手者，赏一千万克郎。
海德里希当时没有死，被送进医院。因手榴弹爆炸时，皮坐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他的胯骨横隔膜，坐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侵入脾脏而无法抢救致死。
一个德国历史上最大恐怖组织的统治者死了！然而，恐饰浪潮再次席卷捷克斯洛伐克。
６月９日晨，党卫队“欧报亲王”师的一个部队在党卫队中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命令下，包围了离布拉格三十公里的乡镇利迪策。所有村民都被驱赴在一起，然后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同妇女儿童分开。男人和青年被关在村长的谷仓里，妇女被关在学校里。凌晨，把男人和青年每十人编为一组，带到谷仓后面的地里，就地枪决。到了下午４点多钟时，已经枪杀了一百二十七人。在附近的克拉德塔矿山工作和在周围地区森林中当伐木工的十九个居民也放逮捕。他们连同七名妇女，一同被枪杀。其他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押往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士兵将婴儿从母亲怀中夺走。然后将她们杀死。其他九十名儿童被送往波兰的格奈塞瑙。最后，村庄被烧毁炸掉，夷为一片平地。
６月１日，德国《新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在对杀害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的凶手进行搜寻过程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克拉德诺附近的利迪策村民帮助并支持了犯人作案。尽管他们否认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村民对待这样一种罪行的击度从对帝国的其他敌视活动中也得到证实。例如被发现的有非法文件、武器库、军用物资、电话，以及许多非法储存的配给商品。所有男人均遭枪决，妇女被送进集中营，小孩被送进一所教养院。这个村庄的所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村庄的名字也被涂掉。
命令采取这个行动的人是国务秘书兼党卫队分队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他由此被称作“利迪策的屠夫”。他有权利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处死他认为应该死的人。
海德里希之死，成厂党卫队盖世太保杀人的理由。逮捕次数增多，速度加快。在布拉格的潘克多拉监狱有一千七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有—干三百人死在已经变为监狱的布尔诺的科米克学校里。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