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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海德里希震动很大。在他自以为如此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系统的眼皮底下，竞发生了这件长达三年、并骗过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讽刺。他看到，单纯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类似的漏洞，现在该是利用党卫队保安处（ＳＤ）的时候了。
“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起初只有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工作人员，它从未有过什么显赫的功绩，希姆莱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连党卫队队员也不知这个保安处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头几年中，保安处就是一个受中央指挥的情报机关。它的成员是一帮精干的青年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党内的反对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鲁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保安处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和约”给他们造成创伤后，他们便产生了“唯有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精神才能恢复旧有的强国地位”的信念。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实则是社会沙文主义，也是最易接受纳粹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他们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对法律条文和国家权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们把重整德国的经济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期望着第三帝国再振雄威。
然而，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国的建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达官显贵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另立山头，互相倾轧成风，国家的权力受到挑战，领袖的尊严受到侵害，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于愤怒和苦闷中，他们听到有保安处这样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国王错误为己任的组织，如同久旱降甘霖，况且这个组织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保安处是希望，是救星。
法学家奥伦道夫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一集体主义思潮，言辞异常激烈，以致被带进秘密警察的审讯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心理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绝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赫恩教授，听说那里有一个经济助理的空缺。奥伦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科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被录用了。
在奥伦道夫之后，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萨克森律师梅尔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贝伦茨博士都相继加入保安处。而后，朋友相互介绍，老师介绍学生，学生介绍老师，上级介绍下级……滚雪球似的相约加入保安处。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保安处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最初发生过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则提出只能安排法学家的意见。这预示着一场冲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独出心裁地将保安处一分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参加，它的目标是将整个保安警察并入党卫队，后者则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城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施伦堡语）
这种抽条的做法，使保安处又从质的方面向纯情报机构迈进了一步。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虚，不必要地人为神秘化。他们或在数字或在字母上及代号上大做文章，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Ｉ＝组织处；ＩＩ＝镇反处，ＩＩＩ＝国外处。各处的下属机构剧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Ｉ１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Ｉ２为组织任务主管科；Ｉ３为“人事任免科，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们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悔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科，教授赖因哈德·赫思傅士领导“生活领域调研”科，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中央“反谍情报”科。
这个情报总部的网络直通保安处七个大区（ＯＡ）的本部。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ＶＡ），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向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的最基层单位。外勤站设站长，他下面又有一至几名情报员，每名情报员又有自己的眼线。情报员的条件似是而非，凡“具备必要的常识、且能逻辑地和客观地思考”的人都可以成为情报员。在这支情报员大军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艺术家、医生、教师、商人等等，成分相当庞杂。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员和党卫队队员。一句话，保安处利用了一切愿意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甚至连政敌也不排除在外。
情报员象原于核爆裂一样，散布在德国的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里，各种情报，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像潮水般涌来。德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所有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收入保安处的耳目。
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到１９３７年时，它已拥有三干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和一支不暴露身份的情报员大军。如果某一位公民说了一句或几句被认为是危害帝国的话，而被突然抓走，那么他的身边就一定有情报员，他可能是受害于熟人、朋友，甚至是亲人。保安处开动它的情报机器，密探们到处刺探人民群众思想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捕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德国人不论走到哪里，身后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德国肌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溶进保安处的毒素。
威廉街大楼昼夜不停地发出命令，无线电波在上空传送，电话铃声不断。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莱茵大区保安处通知科布伦次：
最近的多次报告和情报一再提到，特别法庭的判决在居民中遭到强烈的抨击。请详细研究，特别法庭的判决是否确实以及在哪些方面……遭到非议……盼尽快复命，谢谢。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西南大区保安处报告保安总处：
对法院在种族凌辱各案中的裁决无法理……总而言之，可以证明，上述案件中没有一件那怕是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法律的可能性。直到今日还未正式宣判处以极刑，尽管根据案情是完全可以宣判的。
保安处第０３７号形势报告
民族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科隆）受到天主教的攻击，情况严重……攻击希特勒音年团员（例如在奥利瓦、科隆），撕毁希特勒音年团标语（如在奥格斯堡、阿尔滕霍芬）。针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辱骂和动武挑衅。
每当强奸民意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倾巢出动。他们要查出那些在投票时投反对票的人。方法是给那些较认为可能投反对票的人单独准备选票。选票上用不带色带的打字机打上号码，同时在选民登记表上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上这些号码。这样，只需涂上脱脂牛奶就可显现出投废票或反对票人的姓名和号码。
保安处还不遗余力地尽可能证实那些欲加之罪的人系犹大人血统，以便天经地义地绳之以法。
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它的性质，党卫队全国领袖、警察总监解释得十分明了，即“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
这种说法尽管淮确，但包含着文过饰非和自我标榜的成分，更简单的说法只有五个字：镇压反对者。
保安处既然是“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自然离不开意识形态。它没有忽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很快，便和冈特·达阿尔克文的《黑色团》周报勾结起来。
羊毛商的儿子达阿尔克文是希特勒育年团开创时期的领袖之一。1934年初，担任柏林《进攻报》的主编。创刊前，这个对帝国无限忠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草拟编辑方针时，竞天真地提出“如果不希望国家毁于动脉硬化症的话，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这种观点显然同纳粹党的独裁格格不入。他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动机被视为狂妄，因此，他只当了几天未出一份报纸的主编便卷起了铺盖。
几个月后，达阿尔克文在一列火车上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维特耶相识。他们是同去西里西亚参加一次边境地区党卫队领袖碰头会议的。他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谈，达阿尔克文向维特耶讲述了自己丢掉主编位置的经过，情绪十分沮丧。维特邵安慰他说：“我去找海因里希谈谈，现在连冲锋队和每个草本植物协会都有报纸了，党卫队干嘛不也办它一份呢？”
当维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莱时，早有另一个所见略同者劝说希姆莱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并且亲自为报纸定名为《黑色团》。维特耶的推荐使全国领袖知道了达阿尔克文这个人，并委托他担任党卫队自办报纸的总主笔。
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社址设在柏林齐默尔街８８号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创刊了。
《黑色团》似乎体现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它仇恨教会和犹太人，对他们大肆笔伐，它攻击资产阶级和公务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毫无羞耻之心。同时，报上还偶尔刊登一些更对党阀、反对腐败的文章。它劝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国家敌人一词应相加慎重。因为“树敌过多，害多利少。”
由于《黑色团》报的激进性和欺骗性，它曾一度被称作“唯一的反对派报纸”因而发行量大增。到了１９３５年底时，这份每周出三期，由开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后来的二十四版的报纸，发信量达十八万九干三百一十七份，１９３７年增为五十万份，战争期间又增至七十五万份。
作为普通群众的读者，他们对报纸敢于披露和批判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解气，但往往忽视其诋毁犹太人和教会的一面，作为“有识之士”的读者也对报纸寄予信任，因为它有远见地考虑到第三帝国的现状，对那些弊端的抨击拾恰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它的纳粹性质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强了。
海德里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要把有广泛影响的《黑色团》纳入自己的监视系统，并控制它。它不单单是控制人们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动态的情报来源。做法虽有些不同，但却与殊途同归的海德里希和达阿尔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处给《黑色团》打字机、印刷设备和提供新闻消息，总主笔则负责将读者来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１０２号。他们专门印制了双方来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这样的话：“谨将我们读者的一封信附寄给你们，请签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