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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排成队伍反正是办不到的。最后，人们被集中在一块。他们沿着草畦旁的小道再走一百米，走向一排铁栏杆。从这里有十二个斜坡通到下边的一间大屋子，屋子的门上有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法文、希腊文和匈牙利文写着“淋浴室和消毒站”。这块牌子使人们多少得到点安慰。
他们走进长二百米、刷得雪白和照得通明的大房间。在房子中间有几根柱子，柱子周围和沿墙放着一些木板凳。板凳上方是一排编号的挂钩。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标语上写着，衣服和鞋子要放在一起，挂在这些挂钩上。还写着，必须记住自己的号码，好在淋浴后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东西。人们会想到，这正是德国式的精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秩序。因为，这数千双鞋子要送回德国去，供帝国的居民使用，它们是不应稿乱的。至于衣服，也是这样，应当使衣服保持完好，适于穿戴。
在房子里，集中了约二干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党卫队分子走进来下命令：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十分钟完成！老人、成年人和孩子们胆战心惊；妇女和姑娘们围害羞而浑身战栗，也许，她们没有听撞这句德国话？命令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命令的语气显得不耐烦，甚至叫人害怕。一种不祥的预感控制了人们，她们的尊严被刺伤，激怒起来。但是，最后，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只好脱掉衣服。特别小队的犯人们帮着老年人和病人脱衣服。十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脱掉了衣服，并挂在挂钩上。鞋捆在了一起。犯人们极认真地记住了自己挂钩的号码……
党卫队分子打开了大厅顶头的门。人群涌到隔壁一间也是照得雪亮的屋子里。这是一间大屋子，不过没有挂钩，也没有木板凳。在屋子中央，立着一些从水泥地板到天花板的柱子。但，这不是屋子托柱，这是些四方铁管，上面布有密密麻麻的孔眼。
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屋子。这时响起了展耳欲聋的命令声：“党卫队和特别小队成员离开屋子！”命令执行了，门被关上。这时，一辆红十字会的汽车开近了焚尸场。车上走下来一名党卫队军官和一名拿着四个绿铁盒的卫生员。他们走上草畦中的一块高地，那里有几根水泥管道突出地面。两人戴上防毒面具，拧开管道阀门。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盒子的盒盖，将里面所装的紫色的颗粒撒入管道的孔眼中，这种氯化氢颗粒和空气一接触，就变成毒气。颗粒掉下去，掉进屋子中的铁柱子里去，而毒气就穿过铁管上的孔眼，渗透进挤满了人的屋子。
五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第四节 妇女和儿童
集中营里妇女们的生活 无劳动力的儿童一律处死 母亲与孩子共赴天国 沉重劳役下致死的孩子们
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也没有忘记“照顾”那些懦弱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因为体弱和幼小而更容易被早早地杀害。在比克瑙集中营中，有一个２５号囚舍，这个囚舍是恶名远扬的死亡囚舍。这座囚舍的死亡率比其他囚舍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只有厨房里有剩余饭食时，才发给犯人，囚犯们常常好几天滴水不进。有一次，一个叫阿涅特·埃宝的三十二岁妇女路过这个囚舍时，听到妇女们在用各种语言叫喊：“渴呀，水，水……”阿涅特回到自己的囚舍，给她们拿来一点稀汤，但当她正要通过窗户把稀汤递给这些女犯人时，监工看见了她。监工抓住阿涅特·埃宝，把她投入了２５号囚舍。两天后，精疲力尽、虚弱不堪的她被装上卡车，运往毒气室。当卡车开动时，阿涅特向那些女囚犯们喊：“要是你们能回到法国，请照顾我的孩子。”
和男人一样，妇女也要编进劳役队。她们修路、挖渠、搬运土块、铁轨和水泥。
监督她们于活的是党卫队分子和监工。监工主要是德国妓女，她们凶狠地折磨女犯人，要她们不停地干活。
被搞到绝望境地的女犯人常常试图自杀，她们冲向带电的铁丝网，党卫队分子马上就把她们击毙在沟渠旁。傍晚，女犯人也在高雅的乐声中，抬着自己伙伴的尸体回来应点，总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男营中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营部、即在囚舍、厨房、仓库、办公室、医院和消毒站干活的妇女得以活下来。
党卫队总是派犹太妇女去干最苦、最力不胜任的活儿。
女营中犯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各种流行病、主要是斑疹伤寒，流行得极为广泛。
女营的一半囚舍用作医院。这里的治疗和男营中一样，所有的病人都送进毒气室。
女营的医院称作木棚，生病的女犯人就放在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疗设备。要进医院，得有囚舍领班的特许。病人们有时要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待医生叫到自己。这种等待具有危险性：如果队伍过长，党卫队分子就会来抓走一些妇女，把她们送进２５号囚舍，而这就意味着很快要送往毒气室。许多女犯人就在干活或点名时死去。傍晚，收尸队来收捡她们的尸体。
住在医院里的唯一好处是不用去点名。医院里的生活条件是不堪忍受的。在宽不过一米的床板上要躺四个患有各种疾病的犯人。结果是，有时一名因脚上溃疡而入院的女犯人，会从邻里那里传染上伤寒或者痢疾。只有当旧褥单烂得不能再用时，才换上干净的。被子里全是虱子，像蚂蚁样到处乱爬。院里根本没有药品，病人也得不到任何治疗，那里甚至连水都没有。活人和死人长时间躺在一张木板上。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１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６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进去？”母亲含着眼泪安慰说：“再等一会儿，快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奶扔和爷爷去的地方了。我们要先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去……”小姑娘安静不下来，她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她的母亲害怕这会激怒党卫队来毒打孩子，于是就说：“我们还要跳会儿舞，然后再到奶奶那里去。”小姑娘开姑跳起舞来，妇女和孩子们围住了在毒气室门口高兴地跳卡德里尔舞的小姑娘。一些党卫队员对这种身体的旋转感到惊奇，于是也看着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跳完，一个党卫队军官就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叫喊一声：“这不是剧场！”随即命令她们进毒气室。纯真的小姑娘瞪着惊恐的服睛，隈依着母亲，满怀不解地走进了毒气室。在场的活下来的人都清楚记得那是１９４４年夏季发生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事情。
１９４４年，集中营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法国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患有湿疹和淋巴炎症。他们饥肠辘辘，衣着褴褛，许多人干脆光着脚。在华沙起义期间，集中营运来了—批波兰孩子，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六岁。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特别木棚里。这一时期，开始把囚犯运到德国去做工。所以，就由孩子门来干重活。这时，还从匈牙利开来了—长列装有犹太孩子的军车。他们被迫和波兰孩子一起干重活：用两轮车从—个集中营往另—个集中营运送煤、木柴和其它重物。在毁平集中营的时期，他们还干拆掉囚舍的活儿。这些孩子在集中营中一直干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第五节 医学试验
用犯人做试验品 传染病试验 绝育试验 犹大族头盖骨的研究 用人皮做装饰品高空试验 冷冻试验
要完整他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入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大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