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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些新型人物出现之后，袁世凯的这套百试不爽的驭人之术开始失效。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想笼络众望所归的宋教仁，他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型，送去的西装，比宋自己定做的还要合体。他给宋一本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并修书一封曰：“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这件事是使袁对宋起了杀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驭人之术失效，标志着袁无法再随意羁縻他人为自己效劳。后来的史家多认为“刺宋”是袁走向末路的开始，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袁世凯的驭人之术为什么一直屡用不爽，可到宋教仁这里却失效了呢？因为宋教仁是有革命理想的人，与袁世凯志趣不同。凡是被袁世凯的驭人术击倒的人，在骨子里都有与袁世凯同样的封建官场积习。这也给我们启示：如果你想用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那么你是得不到优秀人才的。
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驭人之术。对好利的人，许之以利；对好名的人，许之以名；对有抱负的人，你不如给他发展的空间。
名誉要挟
对好利的人，就以利诱之；对有弱点的人，就抓其把柄。那对不好利而好名的人怎么办呢？自有办法。珍视名誉其实就是他的“软肋”。
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才子，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可是卓王孙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干脆私奔了。他们从临邛逃到成都，司马相如家境贫寒，什么产业都没有。卓王孙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一分钱也不给他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商量后，两人一起又回到临邛，卖掉了仅有的车马，开了一个小酒馆。每天卓文君坐在酒店前亲自给顾客打酒，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和小工们一起在街上洗涤杯盘碗碟。卓王孙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丢脸面，不得已，分给卓文君一百个仆人，一百万贯钱。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高高兴兴地回到成都当富人去了。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传为千古佳话。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违背父命私奔了，卓王孙大怒，不给他们资助，好像是要等着看他们过不下去日子。但是他们二人抓住卓王孙性格的特点——要面子，又大老远从成都跑回了临邛，开了个小酒店，夫妻二人当街叫卖，这自然让卓王孙很难堪，于是不得已资助他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拿捏住了卓王孙，计谋就这样得逞了。当然，卓王孙出于天然的父爱，不可能真的对女儿不管不问，这可能也是他被女儿拿捏的一个原因吧。
诸葛亮用激将法，说服孙权联刘抗曹，这也是抓住了孙权自命不凡、不肯屈居人下的特点。
当时，刘备进驻夏口，曹操已率百万大军南征，孙权在一旁观望。诸葛亮来到孙权那里，对他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备也在汉水以南招集兵马，与曹操一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接着又南下攻取了荆州，军威震动天下，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备才逃到这里。请将军认清局势而制定对策，如果用江东的军队与中原的曹军抗衡，就应早早地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无力抵抗，何不放下武器而束手就擒，向曹操称臣呢？”
孙权反问：“刘备为何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故意说：“刘豫州是汉朝宗室之后，雄才大略，超过世人，人们仰慕拥戴他，如同河流奔向大海。如果功业不能成功，那是天意，但怎么能再做曹操的下属，听一个奸臣的指挥呢？”
这话可伤了孙权的自尊——刘备不愿投降，难道我孙权就甘为人奴吗？他勃然大怒：“我不能拿整个东吴土地和十万军队去受别人的摆布控制，我的决心已定，与曹贼誓不两立！”
这话正是诸葛亮需要的。他在心里笑了。于是孙刘达成了联盟。联军集中兵力，利用曹军长途跋涉，又不习南方水战的特点，败曹军于赤壁，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美国励志大师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送人一个好名声。”意思是说，你先赞扬对方，使他得到一个好名声，此后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好名声，不愿做有损自己名声的事，从而不断激励自己做得更好。卡耐基说的是如何激发人性美好的一面，和我们所说的驾驭对方虽不完全相同，但确实有相通之处。
设局之策心照不宣的驭人术（3）
抓其弱点，逼其就范
袁世凯善于抓住每一个对手的弱点，给予致命打击，达到控制别人的目的。在袁的一生中，被他算计的人无数。各种各样的手段被他用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
在袁世凯算计他人的实例中，比较突出的是对黎元洪。在镇压革命军时，袁世凯就企图通过革命军从中获得利益。因此袁世凯一边用武力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又积极与革命军政府和谈。
在和谈中，袁世凯发现武汉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是自己可以利用的人。黎元洪是一个性格懦弱、政治立场不十分坚定的人。身为都督的他曾经是清军协统，因此其骨子里仍然带有封建官僚的气息，只是由于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依靠旧势力中有名望的人来领导，一定能将旧势力中的其他人号召过来。可是事与愿违，黎元洪不但未能将袁世凯号召到革命队伍中来，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成为其一个棋子。
袁世凯对黎元洪采取了长期战略，极为重视抬举，以期拉拢他，然后截断其后路，迫使黎元洪听命于己，成为他的俘虏。
在和谈之初，袁世凯加紧同黎元洪联系，处处向黎元洪表示尊重，这使黎元洪感到受宠若惊，因为黎虽为军政府都督，但并未有实质权力，而且由于其性格懦弱，军政府内的事情一般不发表意见。袁世凯如此看重他，使黎逐渐强硬起来，拿起了做都督的架子。和谈成功后，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并顺利地使清政府退位，同时孙中山如期提出辞职，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这时他也不忘把黎元洪选为副总统。另外，袁世凯为了阻止革命党领导黄兴加入新政府，把参谋总长的位置也给了黎元洪。
袁世凯向黎元洪大大施恩，但他知道仅仅如此也不能完全控制黎元洪。于是袁世凯使出了毒招。
黎元洪在革命军政府中一直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为此黎非常苦恼。但是革命军政府中“三武”一直控制着局面，使黎没有出头之日。“三武”指的张振武、孙武、蒋翊武，三人都是革命军政府的功臣，享有很高的声誉。有这三人在黎元洪身边，黎便只能像傀儡一样。这种局面，袁世凯早就看在眼里，他特意派人假惺惺地对黎元洪表示同情，并暗示黎元洪说袁世凯可以帮他调开这三个人。黎元洪听后特别高兴，由衷地感谢袁世凯，于是听从了袁世凯的提议。
袁世凯找了个理由将“三武”调到北京，授予他们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统府军事顾问”。后来张振武无法忍受，率先返回到武昌，即他的根据地——革命军政府。
黎元洪的权力又受到了威胁。这一次黎元洪发下狠心，拍电报给袁世凯，要袁世凯杀掉张振武。
袁世凯接到这份电报时，发出冷笑，他要用这张电报整垮黎元洪。袁世凯一面派人将张振武杀害，一面将黎元洪给他的电报公开在报纸上。由此，革命党人完全不信任黎元洪，使黎失去了权力的基础。从此黎便只能依靠袁世凯，听从袁世凯的调遣。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就站在袁世凯一边，帮助其镇压革命党。
后来，黎元洪无法在革命军政府中呆下去，就从武昌到北京，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虽然名为副总统，但始终无权，终日以散步、读书、写字度日。在权力争夺场上，黎元洪只能说是袁世凯的败将。
袁世凯对黎元洪的策略是利用了黎元洪的弱势地位，先宠之，后控之，似乎有点像钓鱼一样，用诱饵套中他，然后再任意摆布。
袁世凯对付不同的人，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袁世凯对熊希龄的控制，就采取了不同于对黎元洪的方法。
熊希龄是光绪朝进士，曾在翰林院任职，因为参加了维新变法而被革职。后来熊希龄被起用并派往各国去考察宪政，回国后一直被认为属于进步党人士。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熊希龄曾大力拥护，并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
袁世凯为了取缔国民党，摆脱国会的束缚，决定利用熊希龄作为过渡人物。他首先将熊希龄任命为国务总理，由熊希龄组织进步党内阁。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希望熊希龄的内阁能帮助他来主持工作，而是想通过这个内阁来取缔国会，解散国民党。袁世凯了解熊希龄的一些丑事，他想利用这些事来挟制熊希龄。
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期间，办公地点就设在承德避暑山庄。熊曾派他的亲信去查看避暑山庄内的国宝，由于朝夕与这些宝物相处，又没有别人监督，熊希龄不免动了贪欲，私自将宝物转移到秘密处。
除此之外，熊希龄还将乾隆的珍贵折扇盗出，竟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乃是袁世凯的亲信，就将此事告诉了袁世凯。本来这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如果袁世凯不加追究，也就无事。但是，此时袁世凯正要利用熊希龄达成自己的心愿，便决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
就在熊希龄刚刚将内阁成员组织完的时候，袁世凯就派人去查热河失宝案，这给熊希龄造成了紧张和压力，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以免东窗事发。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位置后，便紧急召熊希龄来总统府，说是有事商量。两人见面后，谈了几句话，便有人来通告说有外国大使求见。于是袁世凯让熊希龄去他的办公室等一会。其实这是袁世凯有意安排的。
熊希龄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随意看看四周，没想到一下子就看到了桌子上的热河失宝案的卷宗。卷宗的资料特别详细，有失窃的宝物种类、数量，知情人的口供，甚至还有那把乾隆折扇的去处和姜桂题的供词。熊希龄看到这些不免胆战心惊，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袁世凯走了进来。
袁假装不知道熊希龄看过卷宗，也避口不谈热河失窃案，只是问熊道：“你是不是不舒服？”熊只能硬着头皮说好，不敢言及其他。
突然袁世凯大声指责起国民党，说国民党闹革命是要取消责任内阁制，如果不除掉国民党，国家就不会安宁。然后，袁世凯问熊的意见如何，熊此时已为笼中之鸟，只能点头称是。袁世凯从抽屉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命令，让熊签署，这份命令的内容是勒令所有国民党议员及家属立即离开京城。由此，袁世凯顺利地铲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成员。没有了国民党，国会也就形同虚设，不久也被取消。
1914年2月，袁世凯又将这个由进步党组成的内阁也抛弃了，熊希龄被迫辞职。在没有了国会、内阁这些形式上的约束之后，袁世凯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