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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某，县差也。有烟霞癖，量甚巨。每餐必一二两。邑有老讼师，为大宪所访，奉票屡拘，辄避匿内室，托言他往。官疑差之得贿也，严比之。坐候其家，自朝至暮，终无一面之缘。而烟瘾忽来，四肢疲软，探于怀，出清膏一盒，生吞之，藉以过瘾也。其家人疑为寻死，手忙脚乱，进内通报，遂将计就计，闭其目，噤其口，躺卧地下。顷之，即有人奔出，以手按其胸口，令速觅解药。张目视之，果主人翁也。于是拉其辫，一跃而起曰：“趁我精神抖擞，正好追随大驾。请即行，毋多谈。”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常用的韬略。对敌作战，待敌先发，而己后发，敌之企图就会充分暴露，自己就可避敌所长，乘敌所短；在政治上，和对手角逐，后发制人较容易赢得民心，动员群众，取得同情和援助，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经营者推崇“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用兵原则，力争抢先行动，先变于人，从而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持重待机，后人而发，却也克敌制胜，成就非凡。
后发的行动要有计划、有目的，胸有成竹，一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虽发于后，但要想在前，备于先。后发制人应相机而动，不可拘泥于一法。以下试举几种具有实战之效的策略：
师于他人，反制他人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条自然的法则。在市场竞争中，后发者往往可以学习和模仿别人，节省自己的研制成本，并回马一枪，反制其人。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和模仿他人优点的国家，在许多技术和产品方面都是后来居上。
以逸待劳，待竭制人
古语说得好：“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明智的经营者绝不意气用事，争一时之高下。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往往不会与其正面交锋，而是注意避其锐气，以待其竭。当对方推出一种新的产品时，并不要急于推出自己的产品，而是等到对方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开始下降之时，再乘其颓势，一鼓作气，占领市场。行销广告也是如此，大可不必针锋相对跟对方叫阵，而是以逸待劳，等到对方的高潮已经过去，再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产品，这样则会收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要发时都骇煞”的绝佳效果。
窥测方向，乘隙制人
当今市场无限广阔，并且不断变化发展，永无止境。因此，先变者绝难窥市场之尽，后发者则可静观变化，详加预测，抓住潜在需求，瞄准市场的空隙，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观人成败，窥短制人
先发先变，没有前车可鉴。后人而发，则可以从别人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取人之长，避人之短，后发先至。美国的汽车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但一味求大求阔，生产耗油量大的豪华车，导致许多低收入的消费者不敢问津，特别是石油危机的出现，使更多人垂青小型省油车。日本汽车业抓住这个机会，针对美国汽车的弱点，迅速推出自己的小型省油车，一举而打败美国车。
“先发”制人，“后发”也未必制于人；先下手为强，但后下手未必遭殃。“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是相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事物处在辩证地发展之中。强与弱，好与劣等矛盾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身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千里马的力量用尽了，劣马也可能超过它；勇士疲惫不堪了，小孩子也能胜过他。这并不是劣马的筋骨、小孩子的气力本身比千里马和勇士还强，而是先机已失。所以兵家也看重后发制人，主张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强调以我之久持，对敌人之速决，避免不利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以便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自保而全胜。退却不是被对手赶着跑，而是牵着敌人走，放弃不是永久的丧失，而是为了更多的取得，避战不是畏敌怯战，而是待机应战。
对局之争趁火打劫速战速决
趁火打劫，是乘人之危的同义语。“劫”，抢劫，它的字面意义是，趁人家失火忙于营救，无力旁顾的时候，或抢掠东西，或劫持生灵，大发危难之财，属于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但在敌对双方处于势不两立的战争状态，趁火打劫，无疑是克敌制胜的难得机遇。敌人处于危难之中，柔弱不能自拔，选择这种时机乱中克敌，必能稳操胜券。
明朝末年，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打得难分难解，多尔衮率清兵从侧翼协助吴三桂，两相夹击，李自成力不能支，很快溃败。从此清兵长驱直入关内。
我们从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尔衮的动机，他在信中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就是典型的趁火打劫。
《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速战速决，避免拖入持久战。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他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与盛斗争的缘由。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趁火打劫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为：当对手内部有乱，或处于险境时，要趁机打击他，这同落井下石有共同之处。蒋介石就是利用这一手段搞垮许崇智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组，蒋介石只当上了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但此时他手下的部队只有一个军。蒋介石要夺取军权，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许崇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手中握有实权，又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长。
蒋介石和许崇智二人是结拜弟兄，曾山盟海誓，生死不渝，蒋介石曾被孙中山派在许崇智手下工作。充当许崇智的助手，做参谋工作。国民党政府组成后，蒋介石有了自己的军队，在军界威望大增；此时他已不把许崇智放在眼里，但要整倒许崇智，他的力量还不足；这就要等待机会。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廖仲恺的被刺，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了蒋介石夺取军权的实现。
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派部队占领了市区的制高点，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国民政府组成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经调查，枪杀廖仲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的，曾在胡汉民家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由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收买凶手，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和杨锦龙参与了此案。这样一来许崇智就处于受审的地位了。
8月25日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五团开进省城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