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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应急谋党内团结，解决党的统一问题。”张国焘打断了任弼时的话说道。
任弼时见张国焘是在有意打断自己的话，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转而说道：“我们在山沟里呆得时间太长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么形势。”
“是啊”，张国焘感慨而谈，“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你我，时间在折磨人啦！细想起来，人生一世，非争个你高我低，到最后也落得个挂一身皮去见阎王爷就是了。”
“国焘兄，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可不要这么悲观，有许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时安慰着。
……
他们就这样“侃”了几个时辰，任弼时才起身告辞。
归途中，任弼时想了许多，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临时中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看样子还存在许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决，党内就无法有统一的意志，长期下去，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的妥善办法。
7月10日，任弼时向陕北发出了一封建议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电报，其中说到：“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任弼时的这封电报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产生党内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内分歧就难以解决，因此，召开中央扩大会就显得非常迫切。
当时正在陕北安塞的毛泽东，刚刚开会研究如何让张学良成为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问题，他的思绪还没有从这个问题中跳出来，便接到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阅毕之后，他问张闻天：“闻天同志，你看弼时的建议可否？”
“依我看，开个会是必要的。”张闻天不知毛泽东是什么意见，也就只表示了这么一个态度，没有对建议本身作出评价。
“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就这样，实践充当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而任弼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但此时的实践还没有作出最终的裁决。
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实，客观上说明了南下北上之争的是非对错。
树欲静风不止（4）
然而，张国焘还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认他的南下战略的彻底破产。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军在道孚召开干部会时，张国焘在所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就花费了很多口舌，来说明当时南下的正确和此时四方面军的准备北上与当时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词地讲道：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张国焘接着在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南下主张进行辩解时，却又把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拿出来证明他的南下主张的正确。他说：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看来，事实在张国焘手里像泥团一般，可以为我所用地任意捏来捏去，结果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听者也就觉得很勉强，都在心里问，究竟是谁“非常怕羞”而不敢说自己受到了打击，遭遇了挫折？
张国焘见与会者的眼里充满着疑惑的目光，便把话题一转，说：“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
但无论怎样，失败者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尽管张国焘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说家，也同样如此。不过，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是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与毛泽东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来，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地要北上了。
确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军事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这时，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时，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越过雪山，跨过草地，进入甘南地区。
这时，四方面军已由当初的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伤病员。
这时，陕北频频来电，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战略基本方针，已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开通多时，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时，张国焘周围的人开始分化。陈昌浩与张国焘顶牛已不止一次了。
这时，张国焘对于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合，心有余悸。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这时，陕北中央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就今后的战略方针致朱、张、任说：“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引者注：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苏联与外蒙早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苏联军队可以入蒙。因此，在具体步骤上，陕北中央要二、四方面军占甘肃和青海。在此以后，“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当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驻兰州，有接防河西三州的便利。所以，陕北中央把打通苏联的着眼点一直放在宁夏。蒋介石大军压境，红军只有这一条出路。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政治漩涡又起。
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等给朱、张、任来电称：“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援助。”来电还说：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接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要四方面军占领西安至兰州公路及其附近，阻止胡宗南前进。
陕北中央的意图很明确，控制宁夏和甘肃地区，北出内蒙，从而获得苏联的援助。
接到陕北方面的电报后，朱德、任弼时积极主张按陕北的意图，组织静会战役。
张国焘这时却提出西入青海，绕道甘西，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
分歧再一次出现。
9月16日晚，张国焘以西南局书记名义，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南局会议。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徐向前当时在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没有参加会议。
会上，除朱德、任弼时等都同意北上，这是张国焘早已料到的事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却是陈昌浩也同意执行陕北方面的电报指示，拒绝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自从林育英回到陕北后，陈昌浩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并不处处听张国焘的，而对陕北取支持态度，因为情况越来越明显，陕北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他也看出了张国焘不愿意同陕北的中央和红军会合，想自己单独开辟一条接通苏联的路线。他觉得张国焘这样做，四方面军就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这一次，他同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并要张国焘立即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几乎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树欲静风不止（5）
就这样，张国焘西进青海的意见被否决。
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规定四方面军先机占领静会间的西兰公路，配合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夹击胡宗南。
但一方面军兵力有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配合四方面军执行夹击任务，只决定陈赓的红一师向静、会出动，策应四方面军行动。这样就主要依靠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的大军。
对此，陈昌浩劲头十足，徐向前勉为其难。任弼时会后即随二方面军东去陕南，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一结束，就气呼呼地去了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留下一个朱德在岷州红军总部部署部队行动。
岷、漳相隔不远，当天张国焘就赶到了漳县，但肚子里的那股气还没有消下去。
张国焘来到设在漳县城内一幢官绅宅第的四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的人见张国焘来了，急忙把他迎进作战室旁的一间房子里。这是房主人的一间客厅，布置比较考究，古色古香。
张国焘一屁股坐在一张红木雕花椅上，喘了口气，便急忙叫人去找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
不一会儿，徐向前等陆续到来。他们见张国焘情绪不佳，也不知是何原因，都不作声。
“张主席，总部的事忙完了？”徐向前耐不住这沉默，先开腔问道。
“我这个主席不干了，我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张国焘没有回答徐向前的问话，而一下子直起身来，气愤地喊着。
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突然，一边劝说，一边忙问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见大家都十分关切，就把岷州会议的情况说了一番，接着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以来，是我看着发展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娃儿，是我们大家一手拉扯大的。现在，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让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上去与胡宗南打，这不是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