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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常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现在一般的远离其现在军事战略及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争土地反捐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临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灌流于苏维埃运动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冲突白热化（2）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达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这个决定对战略方针的分析与判断，其正确性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个决定，只分析了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方针的错误之处，而没有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还确信张国焘只抱住西进的主张，而无其他意图。
毛泽东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就发现张国焘有西进的意图，就电告张国焘，红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所率左路军一路在占领阿坝以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西进意图，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至此，人们也许已搞不清张国焘究竟是西进还是南下。其实，张国焘的西进或南下主张，是围绕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变化的。开始，他主张南下，被中央否决，并由此产生了分歧，后来他又主张西进到新疆，又被中央否决。于是，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意欲单独西进，决定派一支部队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这条路，先期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他的领袖梦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此路不通。
这次西进的失败，使张国焘改变了西进的主张，转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图。
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冲突白热化（3）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