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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在这一带地方，举行大型活动，离不开喇嘛庙，前些天张国焘设宴款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在喇嘛庙，这次开会的地方又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这座庙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西征以来，中央已多次举行了类似的会议，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则不同，虽然彼此都曾经相识，但因张国焘的参加，使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几分陌生，因而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严肃而沉闷。
“同志们，”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拿着一份讲话提纲，“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地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主力，现在完全放到了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讲到此处，张闻天虽然有些激动，但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住那讲话提纲。看来，他对今天的会有着特殊的感受。不过，他并没有一丝的紧张，有板有眼地继续讲道：“这一会合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暗渡陈仓（7）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张国焘听着张闻天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张闻天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谈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了，不简单！说明人都在变化。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张闻天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
张闻天并不知道张国焘此时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结束自己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个开场白，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这个开场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闻天讲完之后，周恩来开始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话锋一转，“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一下端出来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一旦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涉及什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已成为严肃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在为着“怎么办”而产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为着“怎么办”而发生和消除。
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张，也就有了分歧。周恩来在此不仅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他还要回答“怎么办”，因此，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接着，周恩来进行了战略部署：“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讲到这里，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暗渡陈仓（8）
周恩来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共同主张，通过周恩来的口亮了出来。
那么，张国焘呢？他将怎样回答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与会者都在等待张国焘讲些什么。张国焘也看出了这一点，因而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张国焘。他介绍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以来的情况后，讲道：“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个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张国焘这番讲话，细细琢磨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同时对两种战略方针进行了比较分析，表露了自己坚持的向南的战略方针。看来，他从茂县到懋功这段路没有白走，因为他发现这一带适合红军的生存，由此产生了南下的意图，并认为红军南下才是出路。
当然，从张国焘的语气来看，一切都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
博古发言，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也就是赞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在博古发言后开腔的，他听出了张国焘的意图，因而他如此说道：“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使张国焘放弃南下的意图。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国焘当即发问。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中央红军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月之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古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毛泽东自己问自己，接着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