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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显然，土城之败，使毛泽东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当了党和红军的“头头”，在党内只是一个常委而已，在军事指挥上，他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尽管毛泽东被土城失利的阴云笼罩着，但他仍然充满着自信。
不过，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在等待着毛泽东。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风云突变（1）
在扎西，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举手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时，标志着遵义会议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失败的反思是进步的杠杆。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使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转机，迎来了一缕曙光。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后来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又成为后来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
毛泽东任政府主席时的副手、现在正领导着目前力量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遵义会议在推举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被“遗忘”了，而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就是奔他而去。一旦会面，又将如何？
中央红军前途未卜。
作出决定，是为了打破和超越决定本身。
当扎西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充满自信和责任感的毛泽东，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不用。
其他人又将怎样对待他呢？
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作为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绝不是他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普遍看法。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待毛泽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许多人对他的谋略存有疑虑。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追赶落日，登上娄山关。举目远眺，那天边的晚霞正红，红得似火，红得似血，把整个娄山关的一半抛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抛入暮色之中。
这里静极了，山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也许是刚才激烈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夺走了这里的一切声音。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半晌，周恩来兴奋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四周险峻的峰峦，以军事家的口吻叹道。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诗兴大发，吟出《忆秦娥·娄山关》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1935年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无疑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
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
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他为什么不写“朱司令”？这并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为讨好领导，在称呼副职上司时把“副”字去掉那样，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风云突变（2）
那么，他的用意是不是就这些？不是。
自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还没有出现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人物，虽然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土城的失败。更何况眼下的红军仍处在重围之中，处境很不妙，北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翅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蒋介石的嫡系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现在，虽然红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如何向西开进，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处在盲目西进的途中。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简单的做法，无论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于是，他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也同样会出问题。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是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是否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此情，就采取了表决的办法。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好，明早就开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并陈述了理由：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引者注：指黔军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滇军鲁旅（引者注：指鲁道源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打鼓新场，安龚两旅（引者注：指安恩溥、龚顺壁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引者注：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
一早的会议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