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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原始的记录迄今未曾查到，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他的这篇力挽狂澜的宏论，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明的时间是一年多以后的1936年12月，那时他正在陕北的窑洞里。
毛泽东为什么把时间推到这个时候，出于什么用意，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的发言，虽然锋芒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但并不是像开批斗会那样，言辞激烈而内容平淡，而是像老师面对无知的学生一般，从理论与实践、胜利与失败、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军情的分析中，把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思想与主张传授给博古、李德，当然也传授给与会的其他人。因而他的发言很系统，从如何研究战争讲起，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讲到中国内战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最后讲到了红军的战略防御问题。
毛泽东不曾踏进过军事院校的大门，但现在却大谈军事问题，在李德面前可谓是班门弄斧了，然而李德也不得不服。
毛泽东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洪教头。
毛泽东言此道理，博古不知道，李德更不知道。他们就连自己犯了什么军事错误都不知道。因此，毛泽东依然继续他那一针见血地发言：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王明、博古、李德过去对他的攻击。现在他反戈一击，说道：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完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博古听着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闷着头在那里记笔记，他没有勇气抬起头。而李德则是边听伍修权的翻译，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毛泽东没有注意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他也没有必要根据他们的表情来决定自己的发言策略，因而他越讲越幽默而辛辣，直到讲到最后一个问题，有一段话却引起了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不适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毛泽东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唯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
毛泽东在发言中，不仅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为他知道，批评一个人如果没有承担起启蒙的任务，那是太不公平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顾得批判，忘却了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而启蒙者本身则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一句话，就是要有足以启蒙别人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能启蒙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没有批评别人的资格。如果真是牢记着启蒙别人的使命，那就没有随意的批评了。
生死攸关的较量（7）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并且追求着给与会者以更多更深的启发。因而他的发言，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每一位与会者，陷入思想混沌的人被冲醒了；关闭思维大门的人被冲开了；极端固守的人被冲垮了；思想清醒的人被冲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神奇的力量，正来自于毛泽东的启蒙。
博古，不得不服。
李德，不得不服。
其他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如果没有启蒙，那遵义会议便不会有希望的曙光。
那么，面对这位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并且有着如此发达的头脑和深邃的思想的毛泽东，与会者将怎样对待他？
决定历史的瞬间
会议继续进行。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与主张。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各自亮出自己的见解就完事了，要害的是要决定由谁来掌权的问题。
权力，是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没有权力的政治主张，就很难得到推行，除非被权力所认同。
而这四个人都没有触及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有可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权力太重要、太敏感的缘故，才使他们不轻易提出权力问题。
博古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想继续充当中共总负责的角色。
周恩来实际上早已作出选择，他认为领导红军非毛泽东不可。他在发言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他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是考虑到谁掌权的问题将要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他要留有调解矛盾的余地，把握会议的走向，他作为党内“元老”，有这方面的政治资本，也有这方面的谋略。
张闻天不提权力问题，更多的是考虑推举谁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事情就不好办了，就可能引起党的分裂。这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提出这个人选问题。不过，如果有人提出由毛泽东来主事，他会赞成的。
毛泽东不提人选问题，主要是由其自信心决定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经过对这次失败的教训和以往成功的经验的比较中，使他真正发现了自己。毛泽东不是神，过去王明、博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他是泥腿子，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他确实没有像王明、博古那样到过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的高等学府去专门攻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所以，当他自宁都会议遭到排挤以后，他真用功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现在他发现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会结合实际去运用，只是机械地照搬，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更大。王明、博古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自喻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结果又怎样呢？毛泽东相信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对头的。因而他出于对自己的正确估量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相信自己能够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深信党内多数人和整个红军都相信他有这个智慧和能力。一句话，他相信历史会选择他的。所以，他要让与会者来决定由谁来掌权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作为与会的其他人，只要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作出选择。
历史在这一刻停滞了。
选择的结果，正如人们的预期。那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是王稼祥。
王稼祥听完毛泽东那极富启蒙性的讲话后，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没有等待，没有犹豫，从躺椅上欠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他的发言不长，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讲了三条：
第一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条，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条，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
他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
他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
他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王稼祥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人，能够如此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这一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关键的一票”。
20世纪70年代初，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完信后，和周恩来谈了很多关于王稼祥的事，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引者注：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生死攸关的较量（8）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一公正评价极为感动。
当然，此时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公正评价，而是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命运负责，投了这“关键的一票”。
历史赐给每一个人发挥推动历史作用的机会并不多，就看你是否善于把握历史赐予你的机会。王稼祥当时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在开遵义会议之前，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而他却回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他牢牢抓住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在会场上，所有与会者站起来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