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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召开了日军参战部队兵团长会议。
畑俊六指着地图之上说道：“我方投入长沙和衡阳作战的兵团，有第十一军七十个大队；第一军第三十七师团、第十三军第六十四师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和三个野战补充队，共三十个大队；华北方面军坦克第三师团一部，第二十七师团等部三十个大队；华南方面军二十个大队。地面陆军部队共计一百五十个大队。另外，还有第五航空军、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自我军对中国开战以来，使用兵力最大的一次作战！”
他接着说道：“敌第九战区部队加上第六战区可能增援的部队在内，在我军进攻长沙时，可用兵力约为四十个师；我军进攻衡阳时，预计敌方交战兵力为五十五个师。区区五十五个师，在我强大的步空兵团面前，何足为虑！”
“本次作战，攻克长沙是重要一环。但我军此次所用兵力，长沙一举可破，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是我军攻克长沙之后，向衡阳进攻时，中国远征军可能回援反攻。因此，在远征军到来之前，能否攻下衡阳，是本次作战成败的关键。所有参战兵团，务必重视作战速度。陆海空军紧密配合，快速推进，抢在远征军到来之前，一举攻占衡阳城！”
接着，他宣布，战场总指挥由横山勇担任。
横山勇的几名前任，其中冈村和阿南曾指挥第十一军同薛岳的第九战区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三次都是以第十一军的失败而告终。横山勇认真研究了前三次失败的原因，分析第九战区的作战特点，制定了第四次进攻长沙和进攻衡阳的作战方案。他决定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两次出击，针对攻击目标发动波浪式交替攻击。他要将强有力的精锐部队摆在两翼，造成对方中心地区的空虚和孤立，攻而夺之。
畑俊六把进攻长沙的日期定在５月２７日，１９０４年的这一天，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了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
５月中旬，王陵基集团军第三十四师第一○一团团长骆湘浦匆匆赶到薛岳的司令部，向他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据刘立藩传来的情报，日军正在武汉大量集结，征集民工，准备向长沙大举进攻。日军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从正面进攻失败的教训，这次将以大兵团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围歼长沙外围我军机动部队。”
刘立藩是汪伪政权的武昌市长，是重庆军统打入日伪营垒为抗战服务的特务，他的情报一向较为准确。但是，这并未引起薛岳重视。他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事吃紧，急于从中国抽兵南下。再说，日军调集了华北和武汉的兵力，正在进攻豫中平原，不可能再有大兵团向武汉集结。还有，目下正值夏季，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最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
薛岳相信，日军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向长沙进攻！
（待续）
第六百五十三章 “长沙失守”
薛岳并不知道，日本在１９４４年初猛然扩编和新增了三十二个师团。wwW、这个数量，相当于日本１９４３年兵力总数的一半。他们当然有能力在进行豫中会战的同时，增派兵力到中国，进行长衡会战。
又过了几天，杨森集团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来长沙向薛岳报告：“本军在临湘敌后打游击的一个营，近几天接连向军部报告，日军已在临湘、岳阳一带大量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长沙。情况异常严重！”
薛岳付之一笑，认为是下级军官被日军迷惑，大惊小怪。他傲慢地说：“经历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还敢向我战区进攻吗？何况豫中大战仍在进行，日军必然在长江岸边虚张声势，向南佯动，以牵制南岸部队。”
第二天，机要秘书送来重庆军委会十万火急军情通报：现已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在湖南北部和湖北东部的南通和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动占领前进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薛岳看了，大吃一惊。
当夜，第九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御敌方案。会上争论激烈。以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为首的人认为：日军进攻豫中平原所动用的兵力，规模空前，从目前得到的情报看，日军进攻长沙的兵力也是规模空前，又加上日军有三次长沙会战吃败仗的教训，必然采用新的方法来攻。因此，必须制定新的作战方案。以薛岳为首的人坚持认为，日军可能用较大兵团来攻，但决不是所谓规模空前，大得可怕。同时，这山这水这地，仍是以前的模样，日军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的天罗地网。
最后，当然是薛岳的意见占了主导，仍按老办法布置兵力迎击日军。薛岳只接受了别人的一个教训，就是不久前蒋鼎文的长官部被日军打掉，使第一战区陷入大混乱。为防万一，他决定将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
薛岳部署完毕，就带着长官部人员去了耒阳，同时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上报军委会。
薛岳刚到耒阳，就收到何应钦和白崇禧的电报。电文说，第九战区对敌情的判断不合实际，过分乐观，兵力部署存在问题，必须迅速变更。
薛岳没有理睬上面的命令。但是，白崇禧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给薛岳打电话：“根据掌握的情报，日军在湘北集结的兵力，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其战力绝非到长沙就达极限，就是到了衡阳也未必达到极限。我和何应钦总长的意见是，放弃长沙，固守衡山，在渌水以南与敌决战。”
薛岳大声说道：“长沙是湖南省的中心，第九战区在这里部署数十万大军，如果不守长沙，有何颜面见湘中父老？长沙必须死守，主力在渌水以北浏阳以西地区与敌决战！”
白崇禧说不动薛岳，两人在电话里吵起来。
薛岳想，你白崇禧纯粹是蹲在重庆瞎指挥。想想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一次长沙会战，你和陈诚跑来渌口，不是也说长沙守不得吗？结果怎么样？三次长沙会战都打下来了。按我薛某人的办法，次次凯歌高奏，你蒋委员长，你军委会的大员，也得次次为我颁发胜利勋章。
白崇禧深知薛岳是个牛脾气，要说服他实在太难。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蒙住了他的眼睛，别人更难动摇他的判断。要论湖南的战事，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他薛岳。何应钦和白崇禧只好默默祷告，但愿一切都如薛岳预料的那样发生了。
５月２７日拂晓，日军的铁蹄又踏上湘北大地。横山勇指挥第一线兵团发起了攻势。
日军左路兵团，由山本师团和赤鹿理师团从崇阳沿湖南和江西边界的山岳地带向南猛插。第二梯队为落合师团等部。
日军中路兵团，由佐久间师团和岩永旺师团从岳阳地区突破第二十军防线，直向长沙扑来。第二梯队为毛利末广的第五十八师团和伴健雄师团。
日军右路兵团，由宫川清三的第四十师团、独立步兵第一○六大队、峰川建一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军直辖针支队、海军舰队和陆战队等部队从洞庭湖水域向南进攻。
前线已在激烈战斗。
在长沙的湖南大学，守卫长沙城的张德能第四军、战区特务营和炮兵第三旅，正在开一个三方会议，研究兵力配备和步、炮兵协同作战。张德能、赵子立和王若卿分别是这三支部队的长官，薛岳责令他们三人守城，却没有明确谁是统帅。三马同槽，职责不明，谁也管不了谁，指挥难免混乱。他们都认为日军将以大兵团进攻长沙，但在兵力部署上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赵子立为自己分辨道：“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的防御点来迟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以争取时间，以利于我机动部队的集结与决战。因此，应将第四军的两个师和炮兵置于城西岳麓山，一个师放在城里。只要岳麓山阵地能确保，长沙城就可确保，就是在长沙城不能确保时，由于主力在岳麓山这边，也可掩护城里那个师西渡湘江，免遭日军歼灭，向西或向南撤退也来得及。”
张德能的意见与赵子立针锋相对，主张将主力放在城内死守。他决心亲率两个师住进城去，一个师放在岳麓山。
双方争执不下，张德能搬出薛岳来压人，厉声道：“第四军将主力放在城里，是薛长官的指示。”
张德能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侄儿，与薛岳的关系自然密切。他没把赵子立放在眼里，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他将第九十师放在岳麓山这边，自己率领第一○二师和第五十二师住进城里，军指挥部设在城内坡子街中央银行的防空洞内。
６月６日，日军右路兵团突过洞庭湖水系，占领沅江，将第六战区南下救援的王耀武集团军阻击于益阳地区。日军继续南下，于１６日攻占长沙西面战略要地宁乡。
中路日军的两个师团，突破新墙河南岸的守军第一道防线，一度包围第一三三师，并企图包围歼灭杨森集团军总部和杨汉域军主力。杨汉域军另外两个师前往救援，打破日军包围，杨汉域军主力和杨森集团军总部才从平江退向左侧，企图向浏阳地区靠拢。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长驱直下，在６月８日就抵达长沙城郊，仅以一部分兵力攻打长沙城，主力绕过长沙，继续向南推进。
中路日军第二线兵团伴健雄师团和毛利师团，在一线兵团扫清的通道上快速推进。１３日，伴健雄师团与右路军的志摩支队和针支队会合，共四万多兵力，从长沙北面突然西渡湘江，迂回攻打岳麓山守军。而毛利师团也在这时抵达长沙城下，迂回到西南方，向长沙发动猛攻。
此时，日军左路的第一线和第二线兵团，夹击和围攻浏阳地区的中国守军机动部队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傅翼第七十二军、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和罗奇第三十七军，打得这几个军乱成一团，纷纷向江西边境突围溃退。
整个战区乱了阵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薛岳急得顿足捶胸，叫苦不迭，只得向各集团军、各军下令：“各部队索敌攻击。”
长沙城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日军兵团汹涌而来，其锐气在推进途中丝毫未受挫折。
岳麓山守军力量单薄，在日军连日猛攻下，渐呈不支状态。
张德能这时才知道赵子立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想从城内抽一个师增援岳麓山，但城内船只早已派去疏散物资，无船可用。
１６日深夜，岳麓山外围阵地失守，山上的炮火支援受到削弱。湘江东岸，日军疯狂地向城内猛扑，突破了城内部分核心阵地。
张德能面临的情况万分险恶，如果岳麓山失守，城内的两个师将被全歼。他命令第一○二师抢渡湘江，增援岳麓山。
战况惨烈，从城里撤退的第一○二师官兵，以为是从长沙撤退，拥到江岸时，便争相渡江，秩序大乱。队伍过江后，沿着岳麓山至衡阳的公路退却，张德能还蒙在鼓里。
几天来，他到城内各阵地督战，成天被日军飞机炸、大炮轰，早已疲惫不堪。那天夜里，他将守城的任务交给第五十九师师长，带着几名卫士乘船过了湘江，准备亲自去镇守岳麓山。他来到湖南大学，已是凌晨４点，走进屋子，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地睡了过去。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