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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近藤三郎，是在昭和十二年秋天来华的，也就是发生了中国事变的1937年。他的部队番号是第6师团45联队。三郎体格强壮、一表人才，被分配去当了机枪手。
那时候的人都知道，出国作战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町中就发生了一个姓秋田的，让儿子用斧头砍掉右手食指逃避打仗的事情。那年夏天，在三郎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应该同三郎结婚，这样他就会安心地为天皇出征，万一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会少一些牵挂地从容赴死。
我的父亲当时是裴中町的町长，有很高的威望，我是他惟一的女儿。三郎的家庭是相传了四代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本町中学的校长。
在三郎穿上威武的军服第二天，两家人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广岛县的知事和军队方面的长富都来祝贺，还有一位记者来访问了两位父亲和我们。
几天后三郎就到了军营中参加训练。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把一针一线给他绣的吉祥符戴在他胸前说：‘请你为了天皇和近藤家族的荣誉，勇敢地作战吧，拜托了！’
刚刚进入秋天，他就走了。临走之前不让回家，我是在送行的人海中看见他的。当时我挤在前边，离他只有10米远，我在潮水般的欢呼叫喊中叫他的名字，他仿佛听见了。头稍朝旁边歪了一下。但没有看见我，就向前走过去了。我的泪忍不住流，流了很多个夜晚。
但是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那次我为什么非要去中国昵？
那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夏天，政府要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慰问团去中国。我疯了一样到处求人帮忙，一定要参加慰问团去中国。我的父亲和三郎的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后来竟是京都的人同意了，因为我是町长的女儿，与三郎结婚的消息上过报纸。
慰问团乘船渡海，先去了南京，分为两路，我在南路，乘火车到了武汉。我们在一些部队召开恳谈会、报告会，发慰问品，还参加了南昌方面作战有功人员的授奖仪式。一位将军说，即将在湖南进行一次有限的作战。在参战部队中听到第6师团，我的心一阵急促的跳动。
于是我请求代表家人去第6师团慰问将士，几天后武汉方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一周内返回，因为作战已开始了几天，6师团担负艰巨的任务。
“我搭乘司令部的汽车到咸宁，又换乘6师团的汽车来到45联队。下车前就听见远处传来时缓时急的炮声，沉闷的声音像春天的雷。
“45联队的联队长是我的家乡人谷口君，故乡入见面自然十分亲切。我将要见三郎的愿望告诉他后，他说三郎所在的中队配备给辎重部队运送给养，不在驻地。但他同意我在其他几个大队进行慰问活动后去见我的丈夫，毕竟是千里寻夫，也许应该说是万里寻夫。清水君笑着对我说：‘真像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高兴，两天中走了三个大队。同将士们见面，说些鼓励的话，介绍一些家乡支援前线的事情。士兵们向我报以欢呼和热泪，许多入托我带信给家中。我想赶快结束我的工作，好去与丈夫见面。
在这时，45联队接到任务。谷口联队长接到了要我回去的电话。我说一定要同丈夫见面，从工作上说，其他大队都去过了，如果不去三郎的大队，那里的官兵们该多么失望！
也许是后一条理由起了作用，谷口君打电话给上级，说了半天，放下电话时笑着说：
‘你这个任性的娇小姐呀17在我的那间房子里，在感恩日的那个夜晚，我不敢去想，却又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赶到三郎驻地的那天是11月28日，我想好了临睡觉之前要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他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尽管战斗的非常激烈，但他依1日安排放了三郎两天假，但由于战争实在太激烈了，暂时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跟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他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尽管战斗的非常激烈，但他依1日安排放了三郎两天假，但由于战争实在太激烈了，暂时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足艮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克压出的辙印和临时平整的路上摇摇晃晃，颠颠簸簸。不时听到枪声，我向车窗外看，三郎轻松地说：’没有事的，离得还远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收容车坏在路上，需要更换一个什么部件，司机拿出一堆工具，打开车头的盖子修了起来，前面的车越来越远，这辆车只剩我们夫妻、司机和车厢板上两个士兵。
在听不到前面汽车的马达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时，我心里害怕起来，紧紧地抓住三郎的胳膊，出国后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的陌生。
这山、这水、这树，全都那么陌生。三郎安慰我说：‘别害怕，我刚来时也有这个感觉。’
这时我真想把三郎带回日本去，永远不再来。
这里不是日本人的家。
到后来，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我听到了枪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朝这辆汽车打。三郎让我趴在司机室里千万不要动，他拿着枪跳下车去。我喊了声：‘当心呵！’他没有回答。
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在抖，听见三郎和车厢上的±兵放枪，还听见三郎叫喊‘树后面！树后面！’我不敢抬头看，事后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原来是这么懦弱无力。司机室被子弹打出很响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喊：’我中弹了！’不是三郎。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我像在梦里，轻飘飘地走下车来。四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中只有仇恨，许多枪对着我，不说话。
我在汽车后轮旁找到三郎，他倒卧在地上，肋部、后背都在流血，一动也不动。
我跪在地上，将枪从他手中拿开。我痛恨所有的枪，永远。我抱他转身面向我，擦去他脸上沾的泥土。他的眼睛没有闭紧，像有时睡觉时一样。那一瞬，我的脑子有些麻木，想哭却没有泪。我摘下钢盔，让长发垂在胸前。我让他最后看一眼他的妻子，他从很远的家乡来看她的妻子。我将嘴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对他说：’三郎，咱们回家。7……回家了，她的丈夫回家了，而她却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
战争，总是那么的使人厌恶，总是不断夺取着一条条的生命。
当近滕富士之在沉痛哀悼自己丈夫的时候，她是否想过那些同样失去了家人的中国人呢？
忏悔吧，日本人！
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身着一袭黑色绸质长衫走在前面，引客人们谈笑着步人餐厅。
这是蒋介石的家宴，除少数几位军政要员，多是自家眷属。客人和亲眷们都看到蒋介石今晚心情愉快，他笑容满面地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话也显得很多。
1939年11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经历了战争初期巨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政府和军队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并且，冬季反攻也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着。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中外记者报告国情时公布的数字，中国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区域为12个省市内的521个县。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8月30日，宣誓就职仅8个月的日本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的前任近卫文也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工作，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既定目标未能兑现其向国会夸下的海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而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前几天，在王生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最近政局时，蒋介石在听完汇报后说道：“近卫说3个月灭亡中国，3个月不行，3年也不行，不知30年、300年行不行。平沼拿不出办法，8个月就下台了，阿部有没有好办法？他当首相能当多久？”
果然，平沼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只4个半月便也以内阁总辞职灰溜溜下台了事。
今晚的餐桌上多是蒋介石爱吃的家乡菜和川菜。蒋介石不喝酒，只是为了招呼客人而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席间大家事前约好似的谁也不谈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闲侃，避免一不小心将话题引到重大的和使人不愉快的内容上来。
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世界形势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国外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人听起来既新鲜又恐怖又兴奋的名词。中国外交工作在近一时期十分活跃。
4月，驻美大使王正廷代表中国与美国银行洽妥借款。5月，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的茶叶、羊毛、生皮等货物。一个月后，第一批包括火炮、重机枪在内的轻重火器便由新疆和蒙古的秘密运输通道入境，运抵中央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8月，顾维钧、郭泰琪、钱泰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呼吁世界和平力量支持中国抗战。之后不久，英美两国的民间组织发起了“中国周”
活动，敦促政府援华。一批批志愿援华抗日的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医生、记者、军械工程师，甚至还有要求直接到前线去作战的退役老兵。
如果能把美国拉进这场战争来就好了。”
蒋介石对大洋彼岸的那个富裕发达的年轻大国浮想联翩。于是他在谈起美国，谈起他与罗斯福总统因“桐油借款”而互通的书信。那是去年10月，宋子文飞去美国，以中国特产而美国缺乏的桐油为偿还实物向美国借款。中国提出的借款数字为4亿美元，美国答应的数目为2500万，听之令人顿生“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之感。不过毕竟是借到了。有第一次便会有今后的无数次。宋美龄曾轻声对蒋说：“在动员美国援华抗战方面，我会有所作为的。”蒋介石在微笑着回以“谢谢夫人”时并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件一诺千金的事情上，他美丽的夫人表现出的非凡才华将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