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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资料记述第十四师团当时的情形：
“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兵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两旁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肥原兵团动用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队，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才救出了土肥原兵团。”
6月29日，日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然而，黄河决口泛滥，也造威了巨大的灾难。淹没耕地1700万亩，冲毁民房140余万家，89万人死亡，610余万人挣扎在汪洋泽国之中，并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恶果。
时任新八师作战参谋的熊先煜在他的《抗战日记，六月十日》中记载：“沿陇海线开封西犯之敌，已攻占中牟县城，因我决堤，纷纷回窜，状态狼狈，淹没者亦不在少数……．．”
“当我们实行决堤时，敌14师团派骑兵团的一个支队，附有15生的口径榴弹炮4门，已进至新郑附近，将平汉路郑汉之间的交通一度截断。黄泛之后，这一支队因后路被截断，全部被我消灭，计掳获400余骑，15生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名。”
然而，不少于500万的灾民，却在漫长的流浪途中遭受着**创伤和精神创伤。九年黄泛还有一个直接后果：黄河把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淤积在平原和河道里，淮河干流从蚌埠开始，要爬两米多高的坡才能进入洪泽湖，而洪泽湖早就是危机四伏的悬湖了。
这一切灾难，毫无疑问，都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造成的。
但是，在黄河决堤之后，日军的暴行却并没有惨重。
而幸存者的口述，也忠实的记录下了决堤前后，所有发生过的一切：
“1938年，我12岁。这年6月6日那天上午，我在父亲的吆喝声中准备下地干活，一群突然闯进的国民党兵拦住我们的去路。他们神情显得焦躁，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连长，操一口南方口音，踏进门槛就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应声后，他令手下一个士兵拿出几块大洋塞进父亲的怀里，督促我们全家赶快离家逃生，说今年黄河要发大洪水，又说日本鬼子也要杀过来。
我父亲抬头看看天，天空不见一丝云彩，父亲判定不会发洪水，但知道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黄河对岸，心里害怕，又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地方。
士兵临走，搜走了我们家的三口大缸。父亲照1日要领我下地干活，出门我看见国民党新八师白勺部队在村子里到处收缸，把老百姓家的缸全部征用去了。他们收缸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那时到处兵荒马乱，谁都不愿离开故土。
后来才知道河堤人工扒了几天都扒不开，用缸装上炸药，才将河堤炸开。
6月9日的晌午，太阳当空，晴朗无比。
邻村有一家人到我们村娶新娘，喇叭声脆，花轿耀眼，引得我立在村头观看。忽然觉得脚下颤动，接着隐约听到闷雷样的嗡嗡声由远及近，震得耳膜发麻，不多时洪水就涌了过来。
开始水流很急，水量不是很大，浑浊的黄水像长蛇一样嗖嗖前行，淹过了抬轿的两个壮汉的膝盖，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我看到抬亲的男人将花轿高高举过头顶，踉踉跄跄地抬着新娘子走。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将花轿卷得无踪无影。
村里人像炸窝了一样四处躲水，可洪水来势凶猛，我的姑姑住在下面的村子里，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姑姑村子里的人全部没有来得及离开，洪水包围了他们的村庄。我看着大水不停地上涨，大人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我们村庄好多人躲在了大树上，听到呼叫声想下水救人，可水实在太大了，只听见水中和岸边的哭喊声一阵比一阵惨……大人抱着孩子爬上了房顶，很快房子呼隆一声塌到水里了：好多人爬到了树上，水又把树淹了……村里当时还住着一些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国民党军士兵，他们朝天打枪，可没有人来救，几百村民和±兵全部被水冲走了。
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我们一家人失散了，各自逃命，谁也顾不上谁。那时我年轻，手脚灵活，先爬上了树，后又抓住漂在水中的几块门板，将身子用绳子捆在上面，昏昏沉沉地漂了几天几夜，侥幸逃生，而我家7口人全部葬身洪水中，连尸体都没见到。
我幸存下来了，从此流离失所，加入了逃难的人流。我随老乡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叫岗李村的小村庄住了下来，但那里缺衣少食，天天都有人被饿死。日本鬼子被泛滥的洪水阻挡在了黄河北岸，不时向黄河南岸发射炮弹，炮弹到处纷飞，落到村庄里。日军飞机经常在沿黄上空来往盘旋，连续轰炸数天，把岗李村炸威一片废墟，人只好逃到野地里…“黄河的洪水没能阻止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的兽行。1940年8月14日，日军趁夜色偷渡黄河，在七B山头登陆，沿广武岭至花园口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那时我居无定所，为了活命，到处找吃的。一天我来到附近的王顶村。这个村的王俊杰为父亲过生日，妹妹回娘家给父亲做寿。她还没走进家门，就遇上了鬼子。鬼子发现她后，怪叫着蜂拥而上，撕扯她身上的衣服。叫声惊动了她的四个哥哥，他们手持木棍冲出来与鬼子搏斗，一阵枪响，兄妹5人眨眼间全部倒在了鬼子的枪口下。
那段时间鬼子杀人上瘾，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老百姓无处躲藏，大部分老人和妇女被逼得跳了井。王村一个村被日本鬼子杀害84人，一口深水井被尸体填满了。一个老乡和我在一起避难，他家12口人就逃出他一人。他知道家人没能逃脱、凶多吉少，蹲在地上手捂着脸，呜呜哭。我看他伤心欲绝，便自告奋勇跑回他们村替他打探消息。还没进村，就看见一群妇女哭喊着往西沟跑，数十名日军端着枪穷追不舍，很快就将她们围拢起来，用刺刀逼迫她们脱衣服，不从者用刺刀挑死，剩余的被他们轮流奸淫。
日本鬼子在这一带杀了多少人，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楚。被害人的尸骨扔在沟内，白骨一堆摞一堆，白花花的一片。
后来沿黄一带逃跑出去的老百姓回村一看，从前人声鼎沸的村庄不复存在了：一无粮，二无房，三无人。老百姓在村里哭了一场，又逃离他乡，沿黄一带成了无人区。
记得那时小麦还没收割完，国民党军新八师蒋师长派人给我们家5口人送来十块大洋，把我们赶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我带着老婆和大儿子、闺女和刚出生的小儿子一家5口踏上了逃荒路程，这一去就是六年。
那时逃难的人慌不择路，没有吃的，人饿得昏昏欲倒，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倒在了路上。沿途一路死尸，我的大儿子、闺女相继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和得病去世。我把他们扔在路旁，带着家人继续在黄河沿岸的五个地区流浪。
这年农历的5月，我们在逃难途中遇见了日本鬼子。几个鬼子骑着马到地里拽黄瓜吃，那时一根黄瓜能救几个人的命。一个叫翟海亮的壮年人吆喝他们，不让他们吃。鬼子不由分说，举枪就把他打死了。老百姓愤怒了，说这日子不能过了，拼吧，就拿着叉、棍嗷嗷吼着出来拼。老百姓人多势众，忙于扯摘黄瓜的鬼子见状慌忙开枪，打伤了几个人。马受了惊吓，跑回了邸阁。鬼子见势不妙，边开枪边后退，一路喊着要从县城调来部队，把县东这一片老百姓全灭了。
鬼子走了不多时，黄河洪水就冲下来了。
先是顺着地里的垄沟、路上的车辙印还有低洼地，缓缓地流，后来水就大了起来。逃回去的那几个日本鬼子正召集了人马，拉着小钢炮，准备过来屠杀这里的百姓，走到半途，洪水泻下来，马蹄和钢炮陷到了泥水里。鬼子见状，不敢前行，勒住马，回邸阁了，老乡们逃过了一劫。
第三天，水已淹到人的胸口，老乡们商量，快跑吧。大家聚在一起连夜坐船，向西逃去。后来水涨到一丈多深，没能逃出去的人有的淹死，有的饿死。
我拖家带口东奔西躲整整流浪了六年，把一生的苦难都看尽了，吃尽了。
站街有位宋大娘。儿子媳妇都到山里避难了，只有她和十三岁的幼女在家看门。她闭着门户在家吃饭，只听见有人拍了两下大门，她正要去开门时，门已被鬼子铁蹄跺开，她的小女赶快向屋内躲避，被鬼子上前拉住。宋大娘看他居心不良，去拉她的女儿，这时鬼子拔出腰刀，将大娘的手砍去两个指头。女儿挣不脱身，大哭大叫，大娘也无法挽救，结果不知日本鬼子将女儿拉到哪去了，再也没回来。
我们逃荒到豫东时，豫东已经沦陷了。一个老乡看见我们，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说鬼子在这里无恶不作，被他们占领的每个村庄派选青年女子二十多名，供他们**，缺少一名，即逼令折缴120元，以作罚金。鬼子并令住户妇女不准逃走，昼间头戴鲜花，在家**做活，任其调戏**；夜间不准闭门，以供随时泄其兽欲。
我们赶快逃走，沿途看见乡间的树上，有好几具因受辱自缢的妇女尸体。
以水代兵，足以说明当时战场形势的严峻。
黄河决堤不久，法国的《共和报》指出：
“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置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是有意义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两个联队被淹死。还有一股日军被洪水挡在中牟城，中**队乘机向中牟反击，日军无路可退，全部被打死或跳水淹死。尉氏城也淹死了1500名日军。但是军事上的成功，是豫皖苏三省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得来的……，而在黄河决堤之前，武汉会战也在紧张的部署着。此时，空军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自过问下，正在进行着一项大胆的举措。
“夫人有什么良策吗？”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毛邦初小心问道。
宋美龄便如此这般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俩。
钱大钧和毛邦初觉得夫人的想法很好，便遵照执行宋美龄的计划。他们向部队下达任务后，这个东征的计划便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之中。因为保密，飞行员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任务，只知道每天要进行紧张的模拟训练。他们训练的目标是日本的鹿几岛、福岗、长崎……他们不分昼夜地训练，不论是天晴下雨，训练从不间断。同时，地面上的准备工作也在秘密地进行中。为了保障飞机的长途飞行，飞机里装上了无线电定向仪、短波发报机，地面上新建了以汉口经南昌、衢州至宁波为主，以长沙、温州、丽水为辅的双套通讯网络，敷设七座对空电台：同时，各地长短波广播电台也都预设了准备呼叫信号和联络密语。
5月19日清早，远征队队长徐焕升接到空军总部发来的出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