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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我从两三岁时起，有时住在河北省的易县。原来，我曾祖从察蛤尔都统任上去职后，为表示彻底脱离官场，便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门生叫陈云诰，是易县的大地主、首富。他曾在我曾祖作学政时，考入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颜体，丰满遒劲，堂皇大气，直到解放后，一直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见图陈云诰书法）。他愿意接待我的曾祖，于是我也常随祖父到易县小住。至今我还会说易县话。现在由北京到易县用不了两小时，但那时要用一天，坐火车先到高碑店，然后再坐一种小火车到易县。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总结，我得出两条经验：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在西医眼里没有没病的人，哪怕是体魄再健壮的人。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并不想、也无权让别人不信中医。
第三部分第11节 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他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犹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的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尝当年。…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叫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得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