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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简单看几个“南阿”字母在古埃及和中国文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拿它们来调校传统的甲骨文的效果，答案就有了：
这个“南阿”符号“”正是中国甲骨文字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栅栏一词“”在“说文解字”中“从”，而这个“”很明显来自古埃及文字“”。这个推理逻辑完全与表上的逻辑同。
甲骨文字已经被“整理出四千多个不同形体符号”，但是“有联系并能够辨识确定的有一千多个字”①。这是发现甲骨文后100年里无数甲骨文工作者的功劳，我不得不说之所以大部分甲骨文依旧无法破解是眼光不够开放造成的，他们拒绝了外部世界，拒绝睁开眼睛，假如早一天接触“西来说”，绝不会是今天这样遗憾的局面——我国已经认定甲骨文为汉字的源头，但至今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不能辨认。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目前依然“无解”的文字用中东的文字怎么解。
甲骨文“”、“”属于无解，“疑为漏刻笔画”②。这样说是错误的。用埃及象形文字对应来看，它的意思就是“弓箭”，名词转动词可做“狩猎“讲。这样甲骨文“”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甲骨文中的“”“”，同样至今无解，“疑是……未刻全者”、“所象形未明”、“义不明”③，实际上这两个字为一个字，并且意思为“飞去来”器（见本书《读〈考古随笔〉》一文中的介绍），对应埃及象形文字更明显。“飞去来”器主要为猎捕水鸟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这句“”，再明显不过，“”就是个捕鸟工具，因为“隹”只有一个意思：鸟。从这个字形也再一次证明，“南阿”文字体系较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接近中国甲骨文，或者“南阿”文字就是一部分中国甲骨文。
表中其它几个南阿文字也多有直接出现于甲骨文中。
由于中东与中国古代的文明迁徙对应还没有研究到局部细节，但是依然很肯定南阿或者甲骨文借鉴了埃及象形文字。一些古埃及文字直接植入甲骨文，不过却被误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数字“千”的写法是“”。这个“千”字在中国甲骨文中是存在的，稍有变形，但都能看出来是一朵花，当然甲骨文的“千”（）字也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写法，不只此一种。传统将“”解为“长柄有网以覆鸟兽之狩猎工具”，我相信它在甲骨文中依旧保持了古埃及的文字含义“千”，如“”①，实际上是数字“1338”，而不是现在传统解释的“338”。
前面我已经从埃及象形文字推测过“蛇”为中国的“”（乙）。在“南阿”这里就更清晰了，因为这个南阿写法（）更接近于甲骨文的“”。这个表格的对应关系直接说明了我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蛇”就是“乙”。这里再一次确认了古埃及文字确实是甲骨文的源头，而“南阿”文字极其接近或者就是甲骨文，后两者太一致了，所以我们已经不能把这两者看作是两种文字，很可能它们是分别在两地使用的同一种文字。
假如作为“抛砖引玉”我想以上举例已经够了。要彻底破解甲骨文，中国的学者要到中东去。
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红海北岸，南岸当然也不能放弃，实际上我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送到出版社时副标题曾经是《中华民族来自红海文明》（后来被修改为更吸引人的名称），看来最初的判断没错。但当时我比较看重的是红海南岸尼罗河发源地这里，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搜查南岸一带在3500年前的文字，红海根本不足以阻挡两岸的文明交流，红海最窄处的“曼德海峡”只有18公里左右的距离，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个距离都不足以成为障碍。“南阿”文字的惟一现存分支就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其名称为“阿姆哈拉语（Amharic）”（见下图），但这个象形文字已经改革为字母文字了。
有必要指出一点，由于3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历史支离破碎，并且为语言命名是一个后来的人为行为，所以不准确是很正常的。由于我对这个地区的历史以及“南阿”语言了解还少，依据我一贯的“不严谨”并且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宽容”这条线索，把“原始迦南文字体系”或“原始西奈文字体系”，以及“原始南阿文字体系”，只要是3300年前的有关文字全部纳入我们的考察对象。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
中国人古代称呼的“天房”所在地“麦加”也在这一带。传统学术认为，麦加是《圣经》中夏甲出走后定居的地方。夏甲的丈夫是希伯来人，她自己是埃及人，他们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汉字起源于红海南段这个事实，解释了我们的许多难题，连同《易经》的“八卦”起源全部可望同时解决，因为麦加城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Baakkak”，甚至中国南方古老“巴人”的起源也可能因此而得以解决。
曙光在前，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的探索还会继续，锁定红海，接近“中华文明起源”的激动时刻即将来临。
2004…09…17初写
2004…10…26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