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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当然，还有之前出现的原始迦南文字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地中海东岸的几种文字非常接近，都可以考虑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甚至我们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迦南字母或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来这个民族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至于一些宗教符号的产生怎么来定义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文明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中转站是值得考虑的①。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实际上，夏、商、周取代“尧舜文化”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陶器时代被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使整个中原地区治水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强，所以人们随着新文明的到来，由可以避水的红陶文化聚集的黄土高原渐进中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这可以从海拔高度的变化上看出：黄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区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东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经是一块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定居那里；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马上成为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这一重大改进直接催生壮大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人由于在一个特定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早已融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在此之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寻找何种文字把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是可以随意选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达与之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采用了一种文字，但却未必与原文字属于同一种语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一百多年前从中国陕西逃到中亚地区的东干人，现在就使用着俄罗斯字母标注传统的陕西方言——这种文字尽管东干人使用无碍，但是无论陕西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会懂。大约3500年前在经过摇摆之后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商人最终选择借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当时语言的表达符号，起码在表面上看是如此。甲骨文没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照搬其他的中东文字。甲骨文应该说融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字才最后达到一个初步的实用体系：两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与楔形）、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区分它们是项复杂的长期任务，现在只能从文化角度简要地说明此三者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一旦发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中间还有亲缘关系更近的一种文字体系，那毫不奇怪。
第四部分 从〃西来说〃说起第30节 走近语言文字
我们主要做3个方面的文字对比：两河流域的字母符号、腓尼基字母，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约4000年前的“两河流域”文字体系中，“眼睛”加“水”就是“哭”，中国汉字的构造逻辑可以说恰是同样，“哭”转为“泪”就能看出端倪①。另外，他们的“星星”发音为“eng”，而中国的“星”在今天发“sing”，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规律看不能排除它们之间的可疑联系。实际上，尽管现代汉语里并无发音为“eng”的字，但是在中国一些地区就有“eng”这个读音，比如在嵩县，我们一般读“硬”这个字为“eng”，而实际上在词典里“硬”发“ying”，也可以看出来“ing”与“eng”在汉语里原是相通的对应关系，只是声母的有无是个问题。中国的“sing”来自两河流域的“eng”并非没有可能。再补充一个来自家乡的启示，嵩县人一直把“牛”（niu）发音为“ou”，也同样省略了声母，与今天的普通话有一定的差距。嵩县的“ou”却与英语的“牛”（ox）有接近的地方，英语的源头是可以追踪到中东那里的，所以这条信息不应该放弃。由于嵩县人是从西北的甘肃迁徙而去，很可能有一些印欧语系的影响也未必，英语——“吐火罗”语——嵩县土话——两河楔形文字，这条线索值得考虑。
我对于两河流域的信息掌握很少，所以就不多说了。但是，被破译后的两河文字被一些人指定为汉藏语系，这很有趣。因为语系通常指向亲密的族源这是公认的，不过我并不奇怪这个发现，本来就应该如此的。这个线索倒是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信息，比如聚集在青海、甘肃、陕西一带的彩陶制造者们，很可能当初除了其他途径外，主要是通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穿过青藏高原进入中国。今天的游客们在藏区会很容易地发现很多藏民高鼻大眼，与内地的汉人即相似又有一定差异。我怀疑这些高鼻子的藏民正是5000年前左右滞留在这条通道上的古老的族群。而内地的汉人则由于广泛的杂交，使得他们的特色更多具有古埃及人的特色，鼻子低了下来，五官也柔和多了。
今天横亘在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是印度半岛以及伊朗高原，这里的人们多属于印欧语系，这一横插进来的语带说明了历史上的许多变迁与战乱。首先，印度半岛与伊朗高原历来都是高度动荡地区，作为世界核心中东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人种与政治的受到直接冲击的一个特殊地带，其不稳定甚至超过中东核心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较著名的如早期雅里安人从欧洲的入侵，其年代发生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这是汉藏语系第一次被冲断的可能，第二次比较著名的应该是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今天的两河流域并不在汉藏语系，他们讲阿拉伯语。最古老的东西因为一个奇特的经历而被保留在远离世界中心的东亚地区，以隔绝保护了他们“纯净”的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与大海，更重要的还是“时代”，因为大约3000年前全球人类的自由大迁徙时代随着国家与一神教的确立而结束了，人类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5000…4000年前的两河语言以汉藏语系的形式保存在了中国这片土地。
第四部分 从〃西来说〃说起第31节 中国甲骨文与埃及圣书体比较
目前看比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并且时间推定为大约距今3300年前后。这里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产地，现在很难肯定，需要考古发现才能断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认为很“初级”，属于初创阶段，不会时间过久。
仓颉假如真有其人，我觉得应该是商朝人，这是个对文字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重大组合改革的一个人。从多方面看“仓颉”这个人具有开放的国际眼光，他既综合了几种语言的特点，遵从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言现状，又调查了当时盛行的国际语言的规律，他肯定熟知中东的几种主要文字体系，最后他选取了单线条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中和与妥协。甚至还可以说仓颉真的很与时俱进，因为单线条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文字，他选取单线条本身就是对新出现的字母文字的一种接纳，但是整体构字逻辑上还是多少参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认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僧侣体”①的中间形态，既选取了单线条的方便与简单，同时又保留了象形文字——“圣书体”的特点。
一般传统认为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我同意这个承续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源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双线条的符号，它们明显处于图画阶段，这不仅给商人创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源流参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限。因为这些符号明显处于甲骨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期，前者尚处于图画阶段，后者已经是标准的体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应该有比这个更成熟的文字体系。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见292页）来源于古埃及，推测主要有二：外形上与古埃及“圣书体”（俗称“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构造逻辑一致，为双线图画；某些符号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状物原形，如“斧头”（见下图与294页图）。斧头在远古首先是一种礼器，甚至是王权的象征，所以它的形状以及出现都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所以这里举出“斧头”也不是出于随意。这是早期的象形符号。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联系，但很明显还不能称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头”。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为符号，后者是文字，其间应该有其他的过渡。
一般人会把中国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六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六书”相合，没有差异。这个规律很明显，就不总结了，只举一例。毫无关联的象形文字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义来，所谓“会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
这个总体的规律本身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古人向埃及人直接借鉴的结局。
除了“六书”，他们的书写顺序也都一样。一般多为由右向左书写，从上到下书写也很多见。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规范意识，所以从下到上书写顺序以及从左到右的依然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