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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济
我于40年前受业于金易先生。丁卯春节前得先生手札，要我为《宫女谈往录》写篇序。先生著作，学生写序，这样的先例不多。先生课授生徒数十年，弟子辈颇不乏名人，亦颇不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灵感》中所谓的“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的名人。命我写序，莫不是有意为自己做反宣传？可谁又是天生的戆大？我想，这无非出于40年来的师生情谊，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问世，多少起了催生者的作用，于书、于先生都有所了解，这序即或写得水平不高，先生也将感到亲切。故尔这看来戆大之举，便愈可照鉴先生的人品，和那师生间最最纯真的爱。于是我便像当年拿到先生发下的考卷一般，诚惶诚恐地提起了笔。
为一本书作序，一般都要把书的内容加以介绍、解说、阐发。然而这本书，先生自谓效“老彭先生”的“述而不作”，旨在为一老宫人话天宝旧事做如实的记录。话是老宫人讲的，旗下人的京白是最老实明白不过的，又何需我再事铺张？余生也迟，没学过做八股文章，八股是专为圣贤立言的，我却只会说自己的话。
要说自己的话，便先得追溯于40年前，那时我就读于北京市立二中，听先生讲授国文课，前后总有三四个学期。先生既教书又育人，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后来读了理工科大学的人，今天也能在文史领域里舞弄些文墨，主要即得益于先生昔日的教诲。
二中的学风是好的，师生关系亦好，许多素有阎罗之称的严师，严中包涵着无限慈爱，那骨子里却一似普渡众生的佛陀。但10来岁的童子最懂得“精致的淘气”，也最爱淘气，因而留下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就脸红，深以为内疚的往事。就是那个淘气的我，曾经学了先生的笔体，在上学途经内务部街的一些墙壁上，大行乾隆遗风，用粉笔题了许多歪七扭八的唐人诗句，却又下署了先生的大名。可我上学途经的路，先生却并不经过，对这恶作剧亦无从发现，如此我便背上了长久的内疚，总觉得有负于先生。
不久，先生离开了二中，我也由中学而大学，再由大学踏上专业岗位，相互不得消息。1979年，我从边省回到北京，得知先生也返归北京，仍住在旧日的寓所，我去看望了先生，除欢叙旧时的情谊，暗中也欲以行动反省自己的内疚。畅谈中得知先生结识过一老宫人，耳闻了极其丰富的天宝旧事，这些事正史不收，野史亦无所志。我以为，这弥足珍贵的史料大应传诸于世，便百般怂恿先生写出来。那时我正在筹办一刊物，有了先生的文字，正好为创刊增色，但当我拿到先生的第一章手稿时，刊物难产，又由难产而胎死腹中，我随即把这第一章手稿举荐给《紫禁城》杂志。不久宏文刊出，并在首刊的一期，为将来刊印单行本登了预告。以后连载十数期，那众口交誉的好评，自无需我一一冗述。
我以为，先生之作贵在赢得了真、善、美三字。学老彭，“不添油，不加醋”，是为持一“真”；先生祖籍汉军旗，对旗下人的语言，以至习俗、情感，都异常熟悉，他为老宫人写话，那语言的流畅、自如，地道的八旗京片子，十足堪登“善”境；而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从知堂老人习晚明小品，业已深得其真髓，随着先生的年事日高，当年绚烂之极的文笔自归于平淡，缜密的文思中饱含了豁达的坦率，使他笔下自在着幽深、冷隽的“美”，一如祁彪佳《寓山注》所谓之“一壑一丘，皆成小致”。但我这话纯指文章艺术风格而言，谁都看得出，先生的文字间洋溢着对弱者的同情，对人间不平的愤，这都与知堂老人的一味“冲淡和平”大相径庭。从先生的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那与笔花同在的大滴大滴的滚滚热泪，更绝无半点夏夜乘凉、摇扇清谈的意味。
还是就此搁笔吧！聊以自慰的是，我终于勉强写成这一篇不可言序的序。我似乎效法着宫女“侧着身子屈着脚尖”，“轻轻地退着走”过的一段路程，但我从未得过姑姑的调教，这路走得实在太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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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宿舍在北京马神庙西头（现景山东街），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上。马路对过，路南有一条窄胡同，和马路成丁字形，沿着这条小胡同往南，名叫中老胡同。我所要叙说的老宫女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座小杂院的西屋里。
那是凄风苦雨的年代，白天兵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谁也不愿意上街闲遛，保不定会碰到倒霉的事。日寇的警报器设在景山的山顶上，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对着天空转悠，武士道们荷枪实弹往来巡逻，这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晚上，警笛一拉，灯火管制开始，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再加几点秋雨，古城显得格外凄惨。我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茶叶末），撩起蓝布褂，兜上一兜半空（瘪花生），悄悄地到老人的家里，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谈的人是漫谈，听的人是漫听，窗户用黑布遮严，墙角里昏灯如豆，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真是“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我像听天宝遗事一样，听着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的往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红颜暗老白发新”的老妪了。她姓何，这显然不是她的本姓（按满族旗人汉姓的一般规律，姓何的原满族老姓多系赫舍里氏），宫内称呼她为荣儿，慈禧呼她“荣”。不过自民国改元以后，旗下人有种心理，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所以我始终忌讳问她的家史。从闲谈中知道她原住过西城京畿道一带，这大概可以推测出她是属于哪一旗的了。父亲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和一般旗下人一样。哥哥比她大十几岁，好票戏，唱黑头，花钱买脸，是个很有名气的票友。她13岁进宫，分在储秀宫里当差，伺候慈禧，专职是敬烟。18岁由慈禧指婚，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是李莲英的干儿子，专给光绪剃头，住家在北池子。结婚时是很风光的，老太后以主婚人的身份，陪送了8副抬儿作嫁妆，珍宝衣物，一应俱全。这样，就把她活生生地送到火坑里了。婚后不到一年，她因思念老太后，请求回宫当差，得到慈禧的特殊恩准。这在清宫里是件罕见的事。清宫惯例，宫女离宫后，不许再返回当差，何况已经出嫁了的，怎能又回到老太后身边呢？不是太后特别喜爱，是绝对办不到的（据她说，在她以前只有东太后的侍女双喜，得到过东太后的恩典，二次进宫伺候过东太后，但时间很短）。其实是慈禧把她赐给太监，问心有愧，才给点小恩小惠罢了，而她却反自认为是特殊光荣，谈起来眉飞色舞。庚子跟太后西奔，临出发前，亲身经历了珍妃惨死的一幕。辛丑回銮后，因年龄过大（清宫惯例，宫女在25岁前离宫择配），离宫回北池子居住。她随侍慈禧前后长达8年之久。刘太监是个鸦片鬼，狂吸滥赌，不久死去。“九·一八”后，日本势力进入北平，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结，硬把她赶出了家门，她不得不在后门东的东皇城根附近赁房居住。“七·七事变”后，警匪结合又演出了一出“插刀盗宝”的惨剧。半夜三更，两个蒙面强人破门而入，用刀往枕头上一拍，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换来的珍宝，眼睁睁地被抢走了。呼天不应，于是她只落得佣工度日。
自40年代初认识她以后，我们经常往来，主要是我有了一个家，不断求她帮忙。1948年冬我们磨豆腐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1949年底我的小女儿落生，她帮过我短期的忙。1950年春我卧病在床，得到她的照料。以后“空穴来风，人言可畏”，说请帮工有剥削人的嫌疑，所以也就不敢请她帮忙了。
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她来我家串门，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我很奇怪，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寒暄以后，谈了谈家常，她走到里屋，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打开她带来的小包，说：“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眼睛顶不上了，针都不知往哪儿扎，对付着穿吧！人老啦，都没用处啦，好歹留个纪念吧。”我听后忽地警觉起来，我的老伴也眉毛一扬投过来询问的眼光。这分明是向我们“辞路”来了。
旗下人有个古老而又淳朴的传统，自己知道已经年老体衰了，趁着还能行动的时候，尽可能向至亲好友告告别，表示以后不容易再前来请安问候了，这种风俗叫“辞路”。主要目的当然是惜别，其次是多年交往，难免有言语不周的地方，快入土的人了，谁也不愿意把疙瘩背到棺材里头去。所以向对方暗中道道歉，求得对方的谅解。还有，对下一辈的人留点纪念品，将来睹物思人，也免得人死灯灭。啊！她是把我做为最亲近的人看待了。我不禁又感激又凄凉，我也用尊敬老人的礼节对待她。买一只鸡，买斤羊肝，预备好一窝丝的面，备点小料，请她吃鸡丝汤面，涮羊肝蘸小料（鸡、羊长寿面），祝她吉祥长寿。我们在心照不宣中默默地进行着告别的晚餐。辞路，当然是要住下的。晚上她谈起要和一个老街坊搭伴到西郊去住，以后进城的机会不多了，谢谢我对她多年的友谊。第二天早晨凄然告别了，问她的住址，她也模糊不清，只说以后捎信来。我老伴送她二尺大绒，说乡下凉，留着做双毛窝吧。她谢谢收下了。我因病只能隔着窗子，望着她蹒跚地走了。她的晚景是可想而知的。“去白日之旦旦，入长夜之幽幽”，眼看她一步一步地迈向坟墓。我像失掉了一个可靠的亲人一样，心里坠着一块铅，每一想起总是沉闷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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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她极不愿意谈起往事，常常说：“我是由天上掉下来的，没掉在地上，掉到茅房坑子（厕所）里了。谈起过去的事，惹人伤心。”必须屋里没人，安安静静，心情又好，人又合得来，才肯断断续续地谈上一点，次数多了，凝聚在我的记忆里，渐渐地联缀成四条线：
一、宫女的生活；
二、慈禧的起居；
三、光绪的佚事；
四、其他琐屑。
40多年了，往事如烟，言犹在耳，逼取便逝。孔老夫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位彭先生可能是“正确对待史实，如实反映情况，不添油，不加醋”，于是才得到孔老夫子的表扬吧。我愿向这位老彭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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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
宫女生活旗下人有一种特殊性格，不够相当交情，是不会随随便便对你倾吐自己身世的。如果不识相，过分地询问，反而会认为你不懂礼貌，缺乏教养，从而会对你冷漠下去。用她自己的话说：“谁要是用‘审贼’的口气，让我一问一答，我根本就没闲工夫理他！”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称她为何妈妈，用年轻人应该尊敬老晚清宫女人的态度去尊敬她。因此，在她的眼里认为我还算一个讲礼貌的人，渐渐地对我能谈些宫里的事。
她为人非常文静，从来不大声谈话。总是慢声细语的，一字一句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