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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皇帝（2）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两项重大改革（1）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一尤格相当于三亩多），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当年夏天，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时，*院贵族造谣说提比留·格拉古想当僭主（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罗马国王王位），煽动一伙人袭击改革者，将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三十取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两项重大改革（2）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混乱导致败亡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
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形大钱。
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
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
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3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12），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23）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虎父犬子
“虎父无犬子”这句话，用到北魏孝文帝元宏（原名拓跋宏）身上，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元宏是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10岁的时候，他就能用手指弹破羊的膊骨，骑马狩猎，箭无虚发。
如果说这还算游牧民族看家本事的话，那么他涉猎诸子百家，擅长诗词歌赋，在马上口授文章一字不改，实在就是鲜卑族中的出类拔萃者了。
他的长子元恂却全然不同，其实父子俩年龄才相差16岁。元恂得了幼儿肥胖症，从小就非常懒惰。骑马打仗这样吃力的事情，自然叫苦不迭，敬谢不敏。书呢，也是一页不看。成天吃喝玩乐，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十足的纨绔子弟。
儿子如此不争气，元宏心里老大不快，父子俩少不了拌嘴。好在元宏年轻，自信来日多多。再加上平时没什么需要太子参与的大事，也就得过且过，一切推到明天。
没料到，在迁都这件大事上，元恂却充当了改革的绊脚石，令元宏进退失据，难过万分，父子俩矛盾总爆发。
把北魏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加速鲜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是元宏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计划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诸多显贵抵制，尚在元宏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反迁都的中心人物之一，竟然是14岁的太子元恂。
迁都恶斗（1）
鲜卑族早先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如今的呼伦贝尔东部、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当时大兴安岭又名鲜卑山，鲜卑族由此得名。鲜卑人的生活曾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朴，也没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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