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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胍灿泄甘荆⒎桥俗孕衅涫恰Ｖ醒攵耘四鞘钡墓ぷ魇强隙ǖ摹Ｓ谑牵衫羁伺┏雒妫�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7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接着，报告针对“内奸”之说，列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向中央提供了战略决策情报：①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②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③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日本投降后，中央一度决定要搞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但数日后，毛主席考虑到从当时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即使成功，仍将被迫撤出，急电上海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这事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而国民党毫无所知。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上海地下党必被一网打尽。潘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很多机密，都没有出事。（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可惜，在当时情况下，这五大反证没有被采取。直到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而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杨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杨帆同志总算等到了。
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由于下列情况，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两个人，不仅杨帆解脱了，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2）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5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
“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正式地被重新提出来研究和讨论，是在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明确指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评价已经基本定稿的《决议（草案）》时，再次提到高、饶反党联盟。他说：“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
我理解小平同志所说的“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主要指的就是高岗当年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至于饶漱石，虽然小平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没有具体地提起他的事，但是，从1953年至1955年前后，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秘书长，对于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同高岗呼应配合的反党言行，饶大闹中组部并借着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煽动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刘的种种表现，他同样“知道得很清楚”。我那时是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经历和了解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对小平同志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提到的情况，我是有资格作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既然高、饶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它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1953年高岗敢于那么放手搞分裂党的活动，有国际后台支持，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高岗死不改悔，自绝于党；饶漱石反复无常，妄图翻案，他们被开除党籍是咎由自取，党内处理并不过分。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发生高、饶事件的当时，毛主席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近来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记”，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杨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自己“思想右倾”哩！现在我说这些，纯属“事后诸葛亮”。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第五部分第134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
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正确政策的实行，有效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充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健全地发展。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关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关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
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是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指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其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决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死，必须允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时指出：在私商的联营中，公私联营、私资联营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这三种私商联营的形式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应予支持；而对有意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的私商联营，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的私商联营，则应予以反对，并与之进行合法斗争。
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
当毛泽东得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小工商业的发展有困难时，他提出了三条合理解决办法：（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