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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典型，旧军阀式的带兵方法。还说我让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跑步，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木棍，看着谁不顺眼，就打谁的屁股。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校长连国民党的军官都不如。他还在中央几个大单位的会场上，作过同样内容的发言。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发言，为延安的街头巷尾增加了议论的新话题。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
“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来学习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
“你们二分校有个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言，骂了你三个钟头，骂得你狗血淋头，不是人样了。我在这里看过他的一份发言稿，足有1万多字。”
“我在二分校执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人家批评，对我有好处。”
“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工作一贯积极，从不偷懒，说话直爽，办事认真，但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
“刘校长，你讲的话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好的方面，我继续保持，不足的方面，下决心克服！”
刘校长点点头，满意地笑了。
第三部分第79节 孙毅回忆“七大”（2）
到达延安，我首先拜见了聂荣臻司令员，接着又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聂司令说：“孙毅，你旅途疲劳，先去军委招待所休息几个月，然后再进中央党校学习。”
住在军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团以上干部，有不少老红军战士，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等，共七十多人，组成干休所党支部，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指定我担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二分校高上科的学员们，每晚都有人到军委招待所看我。师生见面，亲切热情，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那个犯错误干部的发言展开话题，不少学员开诚布公地谈论我在抗大二分校的功过，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
我对于学员们当面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心情极不平静，常常是深夜坐在油灯下，认真思考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
事实胜于雄辩。没过多久，那个犯错误的干部大概有些醒悟，据说，他说过一句心里话：“要让我当校长，我也得那样做，我实在对不住日夜操劳的孙毅校长。”
我住在军委招待所，一有时间就找老同志交谈。一天，一位老红军战士告诉我，他去枣园看望了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现状。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顿里翻腾起来了，萌发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头。当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粤赣军区第22师同毛主席相处10天的日日夜夜，到现在已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之中，我们党我们军队特别是我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征和抗击日寇的斗争中，自己遇到过无数困难和坎坷，但坚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信革命能够胜利，总算是挺过来了。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说呀！想到这里，断然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
第二天早饭后，我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装，就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枣园出发了。隆冬的延安，天气很冷，但我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自己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冷静地想一想，心里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见到毛主席汇报点什么呀？10年中，许多战友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许多活着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绩，想到这里，心里又有点抱愧，想着想着，脚步迈不动了，于是又转回来了。坐在宿舍，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毛主席写信汇报。
1944年12月14日，是宁都暴动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想起了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长、原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董振堂，他们早已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这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着眼泪用毛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从1934年长征前到现在的大体经历和自己目前工作、学习情况，请毛主席批评指示。
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天天盼着毛主席的回信。当我给毛主席去信一个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当通信员告诉我是毛主席给我来的信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拿着信仔细端详着，信封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个印好的红框框，在红框框正中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孙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仑”。我知道“昆仑”是毛主席住处的代号。
我急忙将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信是这样写的：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
在党的七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想想领袖的教导，想想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再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们，自己感到很惭愧，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争取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七大结束后，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党校集中起来接着学习了两个月，讨论七大的路线，学习七大的文件、报告，都编了组。“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标题我还记得很清楚，讨论了两个月还是比较深刻的。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去贯彻七大的路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张君、我，回到冀中就贯彻七大的路线。七大代表们对路线讨论深刻，对路线的执行也比较坚决。总之，七大开会五十多天，讨论得比较深刻，以后又进到党校，关于七大的路线又学了两个月，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七大以前，毛主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走以前，我俩再谈谈。可是后来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毛主席决定要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临走时，我被点名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送他们时，我想等毛主席回来再说。
开完七大，学习两个月后我就回到冀中。去延安前我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七大结束后回冀中，原来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走，我就担任了军区的代司令员。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我们纪念党的七大，更重要的是发扬七大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需要团结，全党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各企业、各部门之间也需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孙毅）
第三部分第80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