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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的第一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其策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4）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第三部分第74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7）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75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