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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党员思想认识的统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都起到了空前重大的作用。
整风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的党内路线斗争，分析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除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针以外，还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的材料是比较多的，除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本“干部必读”等书。
整风学习运动开始时，大家严肃认真地集中思想和精力学习文件，研究关于政策、方针、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大家学习的态度很好，很认真，既作笔记，又写自我检讨。整风初期，运动进行得比较正常，各级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纠正了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使党内出现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局面。
但是，大约在1942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就是说，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办支部（杨家岭）叫得最响亮的是一个叫“小米”的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样一来，岂不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但有人随声附和跟着他跑。
一天清晨，毛主席出来散步，凑巧我们在山坡上相遇。我借机顺便问毛主席关于我党整风学习的方针、任务与目的，并且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向他请教：“有的干部不知听了谁的话，或受了谁的影响，不是认真钻研文件，弄清历史，提高思想认识，而是去调查所学习的文件中的哪件或哪篇文章是谁写的，哪个文件（决议、决定、宣言等）是谁起草的等等。这是企图扭转学习方向。这样做，对吗？”
主席听罢，立即回答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回答，使我顿时心明眼亮，信心倍增。这个时期，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我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毛主席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和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使用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充实我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方针。那时，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党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问题对待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一般持慎重的态度，本着较合理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的。
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中直机关的整风学习；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毛主席亲自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由来。
第二部分第53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