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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既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2月1日，毛泽东致书蒋介石，针对蒋介石在山城堡战役后，依然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亲临洛阳，部署对红军大规模“围剿”的举动，指出“寇深祸亟”，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仍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告诫蒋介石，只有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国和蒋介石个人前途的惟一出路。
第五，争取地方实力派。这部分人同蒋介石中央独裁的排斥异己、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有矛盾，又怕共产党侵害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力求保全实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就能够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当时党和毛泽东在华北是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在华南是争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毛泽东或致书信，或遣代表，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1936年间，毛泽东对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宣传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进行统战工作。
第二部分第44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3）
二
党中央和毛泽东精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作为统战重点与中心环节，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
对于张、杨及其所率领的两支军队，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历来心怀叵测，伺机打击吞并。他叫张、杨“剿共”打头阵，就包藏着在与红军作战中，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可谓一箭双雕。果然这两部分军队绑在蒋介石“剿共”的战车上，遭到沉重打击。杨部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三个旅被击溃，两个旅长阵亡，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张部在三个月的“剿共”中，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张、杨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动摇。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心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他们部队的一些番号，减发他们的军饷，张受其奚落，杨受其申斥。“剿共”对张、杨非但没有出路，而且实力也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从兵力上比较，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好多倍。但他们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势重兵散，人心惶惶。中下级官兵沉痛地说：“我们应到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拼雌雄，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加上前方受到红军处处打击，更是上下惊恐。十七路军比东北军虽少数倍，但久居陕甘，人地两熟，有一定的潜在力量，有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的愿望，对国民党中央、尤其同胡宗南的矛盾日益突出。杨虎城本人出身贫苦，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的部队里有我地下党长期经营与活动。根据以上分析，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打完直罗镇战役后，即开始了争取张、杨的工作。
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条线进行的。
一、派遣代表致亲笔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致书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和邓宝珊，表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共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此次同杨虎城会谈，杨对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党中央决定国共再度合作，改“抗日反蒋”为联蒋、逼蒋抗日口号之后，毛泽东又于1936年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致书杨虎城及杜斌丞，表示“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敝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一意孤行反对革命。蒋派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后，毛泽东再次派代表要求杨虎城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
二、北方局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1936年2月，王世英同杨虎城初步商定双方停战抗日协定，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生效。
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派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工作。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则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以争取张学良为首的上层为重点。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亲自接见被我俘虏后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肯定了他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在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再次返回东北军前，毛泽东特地指示将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给高，由他带到洛川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由此，沟通了两方上层的联系。
同年1月21日，毛泽东派李克农作为我方代表到洛川，面见张学良、王以哲，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为友军，共赴国难。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希望双方互派代表，共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
2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行前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向东北军上层进行统战工作中，要“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谋求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态度要诚恳，做到“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此次会谈进展顺利，张学良提出要与我党中央代表直接谈判。
3月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我中央军委与王以哲六十七军订立的抗日停战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双方虽系口头协定，但因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
3月下旬，刘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刘鼎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3月27日，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出使谈判的汇报后，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中央会议，认定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会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两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重申了洛川谈判的口头协定之后，张学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当前的问题是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表示，如果蒋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并说眼下他正为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而焦虑，切望我方帮助。周恩来答应用办训练团的办法帮助培训干部（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叶剑英等为教官，训练了团以下的抗日军官），并愿把联蒋、逼蒋抗日问题带回中央，待与党中央毛泽东商定后再复。周恩来针对张学良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和缺乏抗战胜利信心问题，以红军为例，反复向他讲明了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告诉他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的一番话，提高了张学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与信心。此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此后，毛泽东为更有力地进行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决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接洽并指导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张学良、王以哲。
6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对受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不能排除军事打击，但这种打击，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强调争取整个东北军，要从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上层统一战线具有特殊意义。
8月上旬毛泽东应张的要求，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东北军协助开展工作。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9月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两方面军队，从此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化干戈为玉帛，改昔刀枪对峙的疆场，为今结抗日友谊的舞厅。
10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督促内战。张学良置“剿共”命令不顾，于11月27日发了《请缨抗敌书》，向蒋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这标志着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胜利完工。
第二部分第45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1）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新四军组建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年来接触到的史料，对毛泽东指导、关怀新四军创建的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9月中旬，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失掉联系，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变化，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政策的调整，仍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派人同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