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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化民：《毛泽东与东征战略决策》）
第二部分第42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必然。
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0月下达《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正确解决了对中间阶级的策略问题，随后在12月6日又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驳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亦将出现矛盾和斗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应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泽东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综合与会同志的正确观点，起草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来，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文件和纲领。
毛泽东为了力求把这种策略理论见诸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
毛泽东批判了“九一八”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用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一战线原则。
对于下层统一战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国活动；二是通过士兵活动、前线喊话、战地联欢、释放俘虏、办训练班、办学校等方式，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把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活动，这些民众性的、基础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还必须搞好对领导机关、首脑人物的统战工作。
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及其爱国领袖。这部分人是坚持孙中山革命纲领、革命精神，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宋庆龄等人则是其杰出的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赞扬她，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
其次是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蔡元培是他们中的代表。1927年清党时，蔡元培是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监察委员之一；但清党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九一八”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深表不满，以后又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信中，希望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蔡廷锴、蒋光鼐及其指挥下的十九路军也曾是拥蒋的工具，但“九一八”后他们主张枪口对外，并于1933年组织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同我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中说：“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第三，争取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的赞助，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是其代表人物。“九一八”后，他们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15日，他们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他们四人的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与此同时，还致书李石曾、吴稚晖、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等七十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书于这部分人的政治效果是卓著的，反响是强烈的。鲁迅、茅盾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陶行知等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谈话，一致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香凝和九十多岁的马相伯还走上上海街头，领导抗日救国游行队伍。
第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当权派，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顽固势力，弃旧图新，走上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道路，实现全国抗战。为此，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936年1月，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的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该敌对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
同年2月，我党主动改变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其后，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并指出不应再单独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2月21日，我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公开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中，没有点蒋介石的名，提的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3月上旬，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内战问题开始秘密接触。我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其后至西安事变前，双方代表轮番往来，进行了多次谈判。
4月25日，毛泽东为倡议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起草并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5月5日，党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
第二部分第43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2）
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针。
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申明我党关于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我们在联合战线内部的口号是：一切党派一切阶级在抗日反汉奸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我们认为在联合战线里面提出打倒某某阶级某某党派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面，我们认为还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和官吏是能够抗日的，我们愿意与这些人联合起来。”“现在笼统的反对国民党及其各级政府，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
8月12日，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首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
8月25日，党中央致书国民党，提出重建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表示我党“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
9月1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了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
9月17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动员和吸收更广泛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致书陈立夫、陈果夫，朱德致书王钧、毛炳文，徐向前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0月5日，党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共同纲领，待前方停战后，由周恩来带去与南京代表谈判。
10月15日，毛泽东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毛泽东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此谈话，当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党政军界散发，宣传党的统战政策。
10月26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针对蒋介石到西北督剿红军的举动，痛切陈词，指出：“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