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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分工时，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二部分第39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3）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10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长征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错误，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第二部分第40节 于化民的回忆（1）
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东征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并亲自率领红军强渡黄河东征山西，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出击。在东征战略的决策过程中，他以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和知难而进的无畏精神，为党中央制定这一战略方针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近年内，有关部门在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时，考证确定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起草的，为揭示毛泽东在东征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和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艰难征战，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终于在陕北找到了落脚点。新的生机在孕育萌发。但是，陕甘根据地作为新的革命大本营，也有它的不利因素，红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
首先存在着地域条件的局限。陕甘根据地位于西北黄土高原。中央红军到达前，这块由刘志丹、谢子长开辟的根据地，极盛时北迄长城沿线，南抵淳耀，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包括25个县，其中有6座县城，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多万。这与中央根据地全盛时的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1座县城，人口250万相比，面积和人口都要少得多。不仅如此，中央根据地所处的江西、福建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比较发达，而陕甘根据地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生产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样的条件，供养5000人的陕北红军尚可应付，可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主力红军的人数已达到1．1万余人，而按照革命形势的需要，红军还应大大发展。在经济上、兵源上仅仅仰赖陕甘根据地就难以为继了。
再者是周围大军云集，敌情严重。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屯扎着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南面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位于宜川、韩城、白水地区；西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据守延安、洛川线，阻隔陕北与关中苏区的联系；北面的榆林、三边被井岳秀的86师盘踞；东北方的绥德、米脂在高桂滋的84师控制之下；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东面的吴堡、义合镇一带布置了4个旅防守黄河，另外在黄河东岸还有25个旅的晋军主力虎视眈眈。敌军大兵压境，根据地区域狭小不利于红军的机动，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延安至西安的大路也被敌军封锁。随着中央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蒋介石的“围剿”重心势必也会转向西北。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受到空前严重的威胁。
这样，关系红军和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突出地摆到党中央的面前。它包含了下列互相关联的内容：一、如何对待陕甘根据地，是用最大力量巩固发展这个落脚点，还是放弃它另谋生路？二、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应当选择何处为主攻方向？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巩固地发展，还是以发展求巩固？应该说，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认识基本一致。历来重视根据地并亲自开创了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充满信心和期望。还是长征在甘肃境内时，他就鼓舞红军指战员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他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在陕北打的第一仗，即直罗镇战役，认为这一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经历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磨难，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连“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也痛切地意识到了根据地的宝贵。起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第二个问题，即红军究竟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围绕着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中央和军委行装甫卸，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向问题。1935年10月下旬，在吴起镇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军向陕甘晋发展，宁夏、绥远不作为主要方向。11月18日的东村军委会议又决定，红军的当前任务是打击南线的东北军董英斌部，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切掉了南线尾随追击的敌军。毛泽东在战后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到晋陕甘绥宁五省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他明确地提出向东对阎锡山作战，是在11月30日晚发给张闻天的电报里。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翌日，他又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如阎军渡河西向，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同时他还命令刘志丹侦察黄河沿岸地形和敌情，绘制地图，做渡河的准备。联系东村会议决定分析，毛泽东这时提出东渡打阎，还是把它看作巩固陕甘根据地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尚未赋予它独立的战略意义。东渡提议得到彭德怀的赞同。
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进而夺取绥远的五原、包头地区，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这种意见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11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毛泽东12月1日回信中虽然表示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可他主张不要马上出动，而应抓紧时间在陕北扩大红军，四个月内扩大1万人，并且在路线上也不是径入宁夏，而是经由山西和绥远。毛泽东认为，“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这里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一、红军要向外作战；二、不脱离陕甘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包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极大危险性。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