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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第一部分第25节 刘伯承的回忆（2）
二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兵分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在水南，直夏将唐云山部大部分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四五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鄂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部分第26节 刘伯承的回忆（3）
三
部队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